教育集团化全面蔓延：从普及到优质的转型与挑战

或许您已经察觉到一种日益普遍的趋势：

我们周围的中小学校正逐渐更名为“某某教育集团附属学校”？

展现出一种“规模扩张、追求卓越”的蓬勃景象。

可以说，这背后映射出教育领域正在布局的一盘大棋，但实际情况远比表面所见更为复杂多元。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这一现象。

集团化漫延

河北的保定市与北京的直线距离约140公里。

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曾作为直隶总督署所在地达三百余年，文人辈出，1896年诞生了直隶省（今河北省）首所新式小学堂——保定蒙养学堂。

跨越百余年时光，这所学堂如今名为“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简称“保师附校”。

从保定市向西140公里，便进入峰峦叠嶂的太行山区。

2017年4月，保师附校将贫困县阜平的龙泉关学校、白河学校、阜东小学纳入集团化管理体系。

同月，保师附校教育集团正式成立，集团涵盖市区内三所分校，以及地市内阜平、涞水、顺平、雄安新区等七所分校。

当许多人尚未完全理解“教育集团”的内涵时，它已以加速态势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以北京为例，仅朝阳区就已组建21个中小学教育集团，实现了公办中小学资源的全覆盖。

作为教育界的核心区域，海淀区是北京市基础教育规模最大的区，拥有中小学178所、幼儿园223所，中小幼职在校生超41万人。

截至2024年初，海淀区已形成42个教育集团，覆盖近150所中小学，全区中小学生均在集团校或优质学校、特色学校就读。

海淀区设立了集团化办学专项支持经费，每年投入超2亿元资金助推集团化发展。

宏观背景是北京市教委于2018年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中小学跨区集团化办学。

就在上月，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第一批广东省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名单，共70个，其中深圳的教育集团占18个之多。

放眼全国，教育部在2024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提到全国共有1.6万个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集团和1.5万个城乡学校共同体。

教育集团化办学似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其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动因与深层内涵？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1999年，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

这部作品让张艺谋斩获国内外多项大奖，也唤起全社会对农村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

故事讲述了河北贫困农村的水泉小学，高老师需回家探望病重母亲，13岁女孩魏敏芝被田村长找来代课一个月。

高老师再三叮嘱，唯一要求是让魏敏芝每日清点学生人数，一个都不能少，等他归来。

不料学生张慧科为挣钱还债，进城打工。

魏敏芝得知后，独自踏上了进城寻人之旅。

是的，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从1980年至2000年，国家对教育发展的基本定位是“穷国办大教育”。

彼时的工作目标聚焦于两件事——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任务。

这项史诗级的事业极为不易，当时政府财力难以覆盖所有学校。

用许多地方校长的话总结便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

1980年代，农民普遍需缴纳“教育费附加”，资金上交至村里，主要用于“村小”聘请民办教师。

众多村小在此阶段兴建起来，农民出钱出力，勉强维系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运行。

2001年1月1日，中国宣布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当然，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依然显著，但首要任务是集中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实际上，直至今日，“控辍保学”仍是教育界的首要政治任务，即确保每个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必须入学，无一辍学。

高中阶段则要求不得有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集团化后的保师附校教育集团龙泉关分校执行校长杨俊芳，上任首件事便是走访每条沟壑、每个村落，对每位建档立卡学生进行家访，亦出于此要求——600多名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体系。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这使得县级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主体与资源中心得以明确。

需提及宏观背景。

至2023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7%，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有没有”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但还有好不好的期待

随着国家整体实力与社会富裕程度提升，新的教育目标转向“大国办强教育”。

县级政府仍承担主要责任，但在县域经济差距悬殊的现实中，同为县级单位，山区的阜平与江边的昆山相比，差异可谓天壤之别。

距离省会石家庄直线仅95公里的阜平山区县城，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仅64.1亿元，位列全省倒数前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01元，农村居民仅14436元。

过去，中小学校的师资、学生、软件系统及教学方式基本缺乏跨区域流动。

当一县之内无法满足人们对优质基础教育的需求时，县域之间、县市之间乃至跨省行政区之间，便演变为内部竞争市场，呈现“人往高处走”的态势。

太行山区的人口，难以抵挡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

再举一例，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调研发现，某发达省份内经济相对落后的P县中学，生源多来自农村，但市里高中及外地民办学校不断从P县吸纳优质初中毕业生，导致P县师生持续流失，常住人口随之外迁。

2016年，P县中考前100名学生中仅15人留本县读高中。

这已成为严峻的民生问题。

公立教育的集团化制度应运而生，旨在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回应“好不好”的期待。

所谓集团化办学，主要依托行政力量推动，兼顾双方学校意愿，将一所名校与若干所学校组成学校共同体（名校集团）的办学体制。

其特点是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标在于促进优质均衡、实现共同发展、坚持资源共享及激发办学活力等。

某种程度上，这类似日本的“教师轮岗制度”。

当年日本为应对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推行中小学教师流动机制。

至20世纪末，日本中小学教师年流动率近20%，同一行政区域内流动教师占55%左右，偏远地区与发达地区双向流动教师占18%左右。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日本教师平均约每6年流动一次，校长流动更频繁，每校3-5年更换一次校长。

这使得日本民众对教育质量差异的担忧有所缓解。

反观我国。

北京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有序支持优质教育资源到津冀等地区开展集团化办学。

截至2024年9月，河北省已引入246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本省370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5所部属院校对口帮扶该省10所县域高中。

此外，河北先后组织250名中小学校长教师赴京津优质学校跟岗学习。

京津冀部分学校合作信息

此类举措，实施总比停滞不前更优。

2024年3月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教育集团总校长刘希娅提及一个重点案例。

他们在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丰都县创办一所小学，全方位输出谢家湾学校的课程、管理及教育教学理念。

一年多后，家长及社会各界满意率达100%，丰都县教育民调满意度在重庆市提升26个位次，人口流失率降低70%。

无疑，人口是一切发展的基石，也是弱势地区政府积极引入名校集团的关键动因。

还有集团化的民办高中

然而，高中阶段较为特殊，因其非属义务教育范畴，逻辑全然不同。

2021年修订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更清晰划定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的边界，加强对各类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

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办学，被完全排除在义务教育体系之外。

相较K9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距监管更远，离资本更近。

因缺乏《义务教育法》的强力保障，高中的办学水平纯粹依赖县域经济条件，不同地区财政投入差异远甚于义务教育阶段。

但另一方面，正因高中教育约束较少，社会化办学、公立民办、资本介入等方式得以涌现。

在强劲的多元升学需求下，高中学校集团化的背后，是对高考绩效的追求与产业化的驱动。

这构成与义务教育阶段截然不同的景象。

高中通常是一县最高学府，被视为升读大学的过渡与预备，极易以高考升学率证明品牌实力，争取资源，确保合作履约。

最著名的案例是衡水中学。

衡水中学建于1951年，属公办性质，是“衡水模式”的主要缔造者。

衡水第一中学于2014年8月正式启用，由衡水中学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投建，为民办高中，现名“衡水泰华中学”。

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义务教育外）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因“衡水模式”声名远播，外界常视二者为一体，其在各地所办民办分校亦被视为“衡水模式”的复制。

另一成功资本化的案例，是起源于四川泸州、2018年登陆港股的天立国际控股公司。

2020年，这家民办教育公司营收达12.98亿元、归母净利润3.79亿元，创上市以来新高，其中K12学校学费与住宿费为核心收入来源，运营K12学校32所、学生超5.7万人。

2021年《民促法》及《实施条例》落地后，K9板块无法通过关联交易并入上市公司，该公司便将小初学校从报表剥离，重点拓展营利性高中教育。

2023财年，天立实现收入23.03亿元，归母净利润3.34亿元。

公司创始团队同样具地产背景，从地产切入教育赛道，顺理成章。

这无疑是一门优质生意。

据国信证券分析，民办高中行业呈现玩家众多、格局分散、长尾效应显著的特点。

在证券分析师看来，中国高中适龄人群未来5-10年将持续增长，得益于庞大市场规模，龙头公司在细分赛道错位竞争，态势相对温和，尚未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发展空间广阔。

基础教育各阶段适龄人口数量（万人）

近年来，我们普遍感受到：单纯从财务视角看，只要教育某个阶段能形成产业，便备受企业资本追捧。

泸州天立高中招生简章显示，学费加住宿费约3万元，考虑物价变动，资本市场预测年均增速约5%。

因此，民办高中本质服务于有需求的家庭客户，这类家庭对教育品质的期待更高。

教育公司估值表 东吴证券，2024年2月总结

硬币的两面

近年来，全社会对教育的讨论日趋热烈。

调研发现，部分地区操之过急，教育集团化带来发展目标单一、教育理念同质化、传统消亡及教育内卷加剧等问题，还有名校仅形式化集团化，管理缺位，未将先进理念真正传递至弱势地区。

近期社会事件也引发忧虑，将学校食堂问题归咎于民办教育的资本逐利，并未触及本质。

优质的民办教育不应被简单否定。

全球范围内，私立学校在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获取营收回报，本质并非问题，关键在于事前规则明确与严密监管体系。

我国幅员辽阔，内部不仅存在经济差异，还有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民俗文化、治理水平等多重不同。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已努力实现“人人有学上”，但对“人人上好学”的追求或许永无止境。

我们既不能无视历史空谈未来，也不能忽视代价只讲收益。

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其背景与现实远比表象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