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谈中美企业创新差异：追随型与创新型的博弈

在最近的一次视频访谈中，罗永浩谈到，绝大多数科技公司并非依靠原创性创新立足，而是采取追随战略。他指出，尽管华为表现出色，但它本质上仍属于追随型企业，同样OPPO、vivo、小米也不例外。从商业成功概率来看，创新型企业的成功率偏低，而追随型企业在商业模式上更容易获得成功。

《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罗永浩与何同学对谈截图

老罗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在对比中美企业的创新路径。如今中国公司也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创新力，例如全球创新50强榜单中常有5至10家中国企业，许多中国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相当可观。因此，罗永浩所指的创新型企业，其实是那些从事颠覆性、开创性创新的企业。在他看来，“创新型企业往往依赖个人英雄主义，而追随型企业则依靠现代化管理和制度机制”。

这也是近年来热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中美企业家在气质上出现了显著差异。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斯克畅谈星辰大海，而马云则聚焦人间烟火，当时很多人觉得马云的格局不够宏大。另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杨元庆与马斯克的对话，以及黄仁勋2013年参加小米发布会的视频。

在他们看来，美国在推进可控核聚变、页岩气革命、火箭回收、脑机接口、ChatGPT等前沿技术，而国内企业家却在琢磨如何让用户点击广告或借高利贷。即便中国公司有所创新，也大多是在美国企业开辟的技术路径上进行微创新和追赶，难以开辟全新的技术方向。

技术创新：冒险精神与英雄主义

罗永浩的观点试图用个人特质来解释中美企业家的差异，即中国企业缺乏个人英雄主义。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

个人英雄主义通常与偏执、冒险、独断、热情、勤奋、特立独行等品质联系在一起。正如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所言：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格鲁夫认为这种“偏执”是对潜在威胁的高度警觉，他强调“科技公司死于自满，而非外部竞争”。

暂且不论中国企业家个体是否缺乏这些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认同度较低。至少在不少管理者看来，个人主义往往意味着独断专行、脱离实际。

个人英雄主义在创新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冒险精神。比如微软冒险投资OpenAI，开拓了新的技术路线。但中国社会对冒险的容忍度并不高。天津大爷跳水被禁止，北京一些公路两侧陆续建起阻拦网，一流大学校园普遍需要预约才能进入。舆论更多强调安全，但有些活动的本质恰恰是不安全的——如果一切都安全，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些冒险活动，正如很多人所言，是“吃饱了撑的”。但一个群体只有解决了温饱，才有余力关注生存之外的事物，产生不同寻常的行为，比如仰望星空、研究看似无用的数学、探索创新。这过程中难免会有损失甚至牺牲，但也会收获宝贵的东西。

冒险不仅是体育活动，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敢于冒险、勇于拼搏。这种行为及其背后的精神，与创新行为和创新精神高度相似。

谨小慎微，为了安全不断限制自由，会导致群体墨守成规。而群体是个体的基础，社会氛围是个体行为的土壤，二者无法截然分开。一个社会如果连极限运动都无法包容，又怎能期望企业家在创新中展现冒险精神？一个人不敢冒爬小山坡的风险，企业家自然也不愿承担赔钱的风险，科研人员同样不愿冒名声和事业受损的风险。

因此，对个体的尊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基石。一个社会必须尊重个体的冒险精神，才能催生更多创新。可以说，整个社会对冒险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接纳不足，确实影响了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力。

英雄主义需要制度支撑

企业作为组织，受到法律、公司制度、资本市场规则、社会氛围等多重因素制约。企业家的个性特征自然也会受这些因素影响。

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尽管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投资者明确反对，在特斯拉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超过75%的股东仍然批准了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薪酬方案。特斯拉股价盘后上涨1.69%。这份为期十年的“业绩对赌”薪酬协议，可能将马斯克送上人类首位“万亿美元富豪”的宝座。

特斯拉采用同股同权的股权架构，但庞大的散户股东纷纷支持马斯克。这反映出社会氛围对马斯克个人英雄主义在企业中作用的容忍和看重。

实际上，美国资本市场有一套制度支持企业家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同股不同权。科技公司为了技术创新的长远利益，常常需要放弃短期利益，这要求决策者具备独断专行的能力，因此许多科技公司采用同股不同权的AB股制度。

A类股通常由创始人和主要投资者持有，享有决策权和控制权；B类股则由其他投资者持有，主要享有收益权，决策权有限。这种结构下，即使公司大量融资，企业家仍能保持对公司的控制，从而更好地发挥个人英雄主义在开拓性创新中的作用。例如Meta、谷歌、京东等公司都采用了这种股权结构。

但基于中国《公司法》“一股一票”的规定以及两大交易所制度的约束，在国内上市的公司不允许采用AB股架构。好消息是，近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为“同股不同权”公司登陆科创板铺平了道路，这为中国科技企业展现更多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

英雄主义离不开时代背景

人民网曾言：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人均GDP约7.6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1.2万美元。中国GDP总量达到美国的60%—70%，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但14亿人创造的财富不能全部投入科技，还需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科技公司获得的经济支撑存在差异。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导致企业特征不同。

用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说中国企业家缺乏开创性精神，那么同样，美国中产普遍拥有游艇和泳池，而中国中产还在购买10万元左右的汽车，流行的也是跑步等低成本运动。中产生活模式和企业创新特征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除了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发展阶段也是重要背景。我们今天看到的炫目技术创新，其实源于多年前的积累。

克劳德·香农1948年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首次系统提出信息熵概念，为现代数字通信、数据压缩等领域奠定了数学基础，这也是任正非所说的5G的基础，香农因此被誉为“信息论之父”。

1964年，戈登·摩尔提出摩尔定律，当时中国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正酝酿新的变革。如今炙手可热的OpenAI，在最危急时靠微软大手笔投资得以生存，而微软成立于1975年，那时中国尚未恢复高考。1995年马云还在推销黄页时，微软已是全球垄断性的操作系统公司。

因此，基于不同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中美科技公司很难直接比较开拓性创新能力。

现在许多人认为当年联想没有做芯片是错失良机。但当年的联想不过是亚洲销量第一，而如今的苹果占据全球手机一半市场，是全球利润最高的公司，才开始实施赶超Wintel联盟的战略。当年联想搞芯片注定会失败。实际上，倪光南曾拿到资金研发芯片，但最终失败，资金被转投房地产。

柳倪之争：“市场派”与“技术派”的碰撞

再比如，很多人提到中国早年曾尝试大飞机和光刻机。但研制出一架飞机与量产并实现商业飞行是两回事。至于光刻机，70年代半导体光刻技术刚出现时中国尚能跟上，但随着技术快速迭代，缺乏深厚工业基础便难以追赶。这就像小学生和大学生一起学游泳，初始姿势相似，但后来小学生不可能和大学生游得一样快。更何况60年代在中国收音机都是稀罕物，更不用说购买CPU。没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利润支撑，半导体只能靠国家持续输血。

但当时中国更需要输血的是钢厂、发电厂、公路、铁路、医院、公共厕所。即便全力发展半导体，最终也会因缺乏基础工业而导致经济薄弱，被拉开差距。那些本该建成的钢厂、发电厂，可能就会变成荒废的半导体设备。

所以，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缺乏个人英雄主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情不同。

承接技术扩散的集体主义创新

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包含技术发展的作用。长期看，只有当资本与有效的技术发展、技术创新结合时，生产率提高、供给增加，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出口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技术转移和承接。出口的本质是参与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背后是技术扩散：FDI、进出口、世界工厂都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一个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外国工程师帮助完成量产；为降低成本，培训本地化人才，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些都帮助中国学习技术，这是一个技术扩散过程。

事实上，技术扩散有时比这些模式更简单。

一句话就能引发技术扩散。假如能穿越到古希腊或中国的春秋时代，给古人带去一句话，哪句话最能推动人类科技发展？科学家费曼说：如果只能将科学史压缩成一句话，那就是“一切东西都由原子构成”。这句话能刺激现代化学萌芽，进而引发物理学大发现。

中国创业创新大潮中有一个所谓的“Copy from America”。同样，看到马斯克的“筷子”火箭、战斗机外形、人工智能需并行计算等简单描述，都能节省大量试错成本。

由于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过市场甄别，承接方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即使短期不合理，长期看也基本正面——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试错中的效率损失转化成了发展速度。

在这个过程中，大政府模式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成为承接技术扩散的优势。

目前，中国在“从1到100”的产业化扩张方面，已展现出全球瞩目的能力。这指将已验证的技术或原型，通过整合产业链、政府促进投资等方式，实现大规模制造和持续优化，发展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效率成熟产业。在新能源车、光伏领域，中国通过这种模式已占据全球优势地位。

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技术投资、补贴，以及微创新、再创新、产业链创新，某种程度上就是承接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集体主义创新。

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也源于这一模式。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共同作用：扶持政策创造良好环境，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创新进步。值得指出的是，表现最抢眼的并非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国企，而是比亚迪、吉利、理想、蔚来等民企。它们在政策之外，凭借企业家才能成为行业佼佼者。

2025年诺奖得主、经济学家阿吉翁盛赞中国成功结合了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中国企业家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体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引发中美企业、企业家的对比——毕竟已无人拿欧洲、日本的企业与美国对比了。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的进步也很明显。上世纪90年代486时代，没人觉得中国企业家应有开拓精神去做一款像样产品。而现在，人们开始比较中美企业的创新。

因此，不是这些年出现了差距，也不是改革开放未持续实施科技赶超造成了落后，恰恰相反，正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缩小了差距。中国企业已能紧跟世界技术创新前沿，才有了对比的可能。

这个过程同样了不起，比如华为能在短时间内沿已明确的自动驾驶、GPU技术路线快速实现国产化。这需要有魄力的企业家、优秀的工程师和市场竞争环境，但显然更需要现代企业管理和协调各种关系，而非单纯依赖个人英雄主义。

过度追赶导致边际效益递减

但毋庸讳言，承接技术扩散式发展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也带来惯性问题，即容易投资过度。

罗永浩也对此发表了见解：“六年过去了，5G对普通用户有什么真正作用？专业领域不说，我遗憾这6年没看到实在的东西出现。纯粹的技术进步有时不知该做什么，但后来可能有用。我完全支持技术进步，但很多投入大量心血的成果最后没什么用。”

2G-3G-4G技术路线明确，中国沿此实现5G网络领先。但救护车通过5G做手术、自动驾驶用5G操控，这两个经典5G应用并未实现，成了伪需求。实际上，现在5G的多数用途可被低成本WiFi取代。

比如国外有一种技术，通过家里WiFi信号打电话。即便没有基站，只要有光纤宽带，别人拨打你的号码也能接通。再假设如果WiFi不实名，大商场、店铺都提供免费无密码WiFi，那么5G的意义还剩多少？当然，市中心、铁路公路沿线仍需5G，但基站无需那么密集和普遍。

再如高铁，也是承接技术再创新、反向输出的典型，同样存在投资过度问题。很多地方高铁不盈利，有人认为随着发展会自然解决。但随着人口减少和向东部聚集的趋势，许多地方的高铁在可见未来（50至100年）可能永远无法盈利。而更远的将来，高铁投入已折旧完毕，任何基础设施都有寿命，这意味着浪费已成事实。

被模仿，不一定就是创新

帆船比赛中，海上风向转变时，领先者不应判断风向变化而调帆，而应观察落后对手。落后者调，领先者也调；落后者不调，领先者就不调。若落后者判断对，能从风中获得最大动力，领先者也能；若落后者判断错，落后者慢，领先者也慢，但仍保持领先夺冠。无论对错，都能保持领先。

若不跟随追赶者的措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追赶者判断对，从风中获得最大速度，领先者判断错，停下，被赶上；第二种，追赶者判断错，领先者判断对，追赶者停下，领先者领先更多。但后一种领先对夺冠、保持优势无意义，不值得冒失去冠军的风险。

这就是“领先者模仿追赶者”策略。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全球创新出现新模式，引发各国模仿中国，甚至领先的美国也开始注重产业政策，在AI产业、制造业回流上施加政府影响力。

但应看到，领先者的模仿并非因为追赶者策略正确，而是为了“都对、都错”以保持优势。由此我们需明确两点：

第一，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被领先者模仿，并不意味着我们创新已落地成模式；

第二，若追求颠覆式创新，就需对个人主义更包容，不能沉迷于产业政策有效性，后者对集体主义的强调更适合追赶而非创新。

综上，罗永浩的观点基本成立，他将华为、三星、小米归为追随型企业，能够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