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深度解析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一、莫基尔及其评价

由于乔尔·莫基尔获得了一半奖金，这里将主要介绍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乔尔·莫基尔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其研究在经济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史在经济学中地位较低，常处于学术鄙视链的底层，许多研究容易受到同行和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正如莫基尔的工作所示，它又至关重要。

莫基尔是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1946年7月出生于荷兰莱顿，1968年获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1972年和1974年分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1998至2001年任经济系主任，现任西北大学罗伯特·施特罗茨讲席人文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以及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萨克勒讲席教授。

莫基尔横跨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的复杂经历，可能激发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与机会。与许多经济史学家一样，莫基尔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是一位多产学者，代表作包括《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和《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

莫基尔的研究层次分明。他首先关注亚当·斯密开创的大问题：经济为何增长，并通过计量分析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

他从工业革命入手，研究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莫基尔的研究得出一些结论：技术变革具有非均衡性，例如工业革命的突然出现；技术进步包括大发明和小发明，它们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结论可能看似平常，但作为经济学理论研究，莫基尔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与罗默类似。

接着，莫基尔探究技术进步的原因，从地理条件、制度、政府、人口等多方面分析，认为技术进步需要条件：有创造力的人才、制度激励创造、包容与多样性。

在此过程中，莫基尔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启蒙运动促进了有用知识的扩散，引发了“工业启蒙”。

莫基尔关注细节对技术和知识进步的作用，如英国的学徒制度、企业家精神等。

然后，莫基尔的研究转向反面，通过国家案例比较，论证哪些因素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他的博士论文《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1800—1850年》，就是对低地国家工业革命的比较研究。

常见的问题包括：为何工业革命未发生在中国而出现在英国？为何紧邻英国的爱尔兰错失工业革命？莫基尔提出多种理由，如交易费用高、企业家精神匮乏、资本不足、制度抑制等。

随后，莫基尔的研究范围扩大，从技术进步扩展到人口、人力资本、资本积累、基础性制度、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后期，与许多经济史学者一样，莫基尔将研究聚焦于文化，试图从传统、思想、价值观等角度解释经济增长。

另外，阿吉翁与豪伊特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创造性破坏”模型，即将熊彼特的经典理论模型化，解释企业通过破坏性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以下对三位获奖者进行简单评价：

第一，阅读莫基尔的作品，会感到史料丰富、细节详实、论证严谨，有些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当然，这是许多经济史研究的特点，也是莫基尔学术成功之处。喜欢的人会非常欣赏。

但是，与许多量化经济史研究受批评一样，由于经济学家缺乏史学研究训练，在史学家眼中，这些研究过于技术迷恋，也可能不受经济学家青睐。实际上，经济史研究极具挑战，例如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出现在英国，每个因素似乎都能解释，但都不够严谨，至于最关键的因素，难以确定。因此，经济史研究易出成果也易受批评。

第二，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在非学者看来是常识，尤其对中国人而言。这体现了人文社科研究的特点：试图量化论证常识。换言之，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发表了高引论文（莫基尔以量取胜），但总感觉缺乏智慧火花。

有人说，今年的经济学诺奖是熊彼特下的“蛋”，三位获奖者将其孵化。今天谈创新必提熊彼特，因为他是发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开创者。三位获奖者孵化鸡蛋功不可没，但似乎缺乏真正的知识创新——尤其是他们还是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三，尽管三位获奖者的学术成果略显乏味，但获奖消息仍广受传播。原因是他们抓住了大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革命浪潮的当下。去年的获奖者阿西莫格鲁类似，他是诺斯下的“蛋”，缺乏开创性智慧。但阿西莫格鲁凭借大量论文和高被引成果获奖，关键是他抓住了大问题，即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呈现三大特点：高引用、实证/量化研究、大问题（如创新、制度、金融危机、贫困、资产定价）。

下面探讨几组关系：技术进步与创新、宏观、制度、自由的关系。

二、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关系

许多人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这种狭隘观点是错误的，且有害。

创新是自发性的系统工程。莫基尔有一个正确观点：现代经济增长是复杂现象，依赖于社会、政治和技术的综合变革。技术创新，尤其是重大技术创新，不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技术领域的创新，还涉及法律、政治、社会组织、企业组织、金融系统、教育系统等各领域的创新与求变。

当前各国关注芯片，最先进芯片必然是全球最优秀人才合作的结果，这些人才不仅包括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企业家、投资人、金融从业者、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教师、政府官员等。最简单地说，制造芯片需要融资，就需要金融市场，而管理金融市场需要制度设计。制度也非一成不变，由于金融市场竞争，制度需不断革新以保持竞争力。今天，如果股票市场搞不好，如何促进技术创新？要搞好股票市场，需要制度建设及一系列非技术变革。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促使社会价值观转向技术崇拜，大力投入理工科，弱化人文社科。每一轮技术革命后期，由于人文社科被弱化，制度、法律、伦理及社会组织建设不足，技术封建主义崛起，财富分配恶化，社会结构失衡，价值观扭曲，信仰崩溃，最终导致政治动荡和国家战争，反噬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三、技术进步与宏观的关系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期，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创新，新产业、新技术企业，尤其是独角兽，决定着未来经济转型与升级。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衰退，技术创新还会出现吗？

按照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逻辑，经济进入衰退/萧条期时，企业家不得不通过创新寻求突破，新技术、新产品的量产入市创造新需求，推动价格回升与经济复苏。这是微观创新改变宏观走势的逻辑。

以日本为例，日本从90年代进入漫长衰退期，许多企业破产，大型企业剥离不赚钱行业，集中力量搞研发，如今在一些领域获得世界领先技术。这就是熊彼特范式。

然而，不能忽视日本政府在此过程中犯下错误，导致大衰退持续，日本几乎错失整个互联网时代。

如今进入金融时代，金融加速器效应易引发宏观经济长期萧条，技术创新如何在“漫长冬季”涌现，是一大考验。

假设2020年美国股灾，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未及时救市或救市不利，美国出现大衰退，那么还会有这轮人工智能浪潮吗？或浪潮推迟多年？无疑，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崩溃，大模型在开启人工智能浪潮前夜就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如果财富分配不改进，社会保障不健全，有效需求和消费无法提升；货币政策不及时，财政政策缺乏结构性改善效果，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难以提振。在宏观经济未改善前提下，不能仅靠技术创新一劳永逸解决宏观问题。

这个时代，经济学家应更多研究技术进步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

四、技术进步与制度的关系

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广泛研究的主题。新制度经济学通常从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角度解释制度对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者产生激励。但莫基尔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未起重要作用。

莫基尔关注元制度，即基础性制度。近代，主权国家、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公民社会在相互影响中发展，许多人直觉上认为这些是技术创新的条件。但如何建立这些基础制度？知易行难。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表明，创新成功概率随民主水平增加而增加。即民主与创新或增长正相关，且对经济体起重要作用。

中国学者对制度建设之于创新的作用不陌生，但对制度变迁的理解不足。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至今，理解制度变迁逻辑非常重要。

莫基尔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与诺斯的制度变迁、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具体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积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为固有利益可能通过政治竞争抑制制度变迁，甚至促使制度倒退，最终阻碍技术进步。

莫基尔的研究显示，在单一经济体中，技术进步达到某点后开始固化，速度渐慢最终消失。这就是“卡德韦尔定律”。莫基尔发现，18世纪英国寻租活动普遍，各种管制、限制、特权与垄断攫取经济利益，以下议院地主阶层为主阻碍制度变革。

但莫基尔发现，在多个经济体中，由于政治竞争更激烈，“卡德韦尔定律”不成立。可见，政治开放性与竞争性改革有助于打破既得利益者控制，促进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

思考制度问题时，不能假设制度外生，渴望“上帝之法”解决一切，而要通过动态博弈思维，思考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政治控制巩固利益，个人如何通过政治竞争推动制度变迁。

五、技术进步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作为技术创新前提，似乎毋庸置疑。但今天许多社会精英开始怀疑此结论。

我认为逻辑上没问题。一个没有绝对自由的社会，个人不能迁徙、说话、交易，如何创新？

当今时代，几乎不存在缺乏绝对自由的社会，这导致真正难题：自由的宽容度与创新水平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政治自由但有一定经济自由，某些领域行政垄断，某些领域自由竞争，某些领域不开放，某些领域融入全球化甚至准入门槛更低，科学家群体享受更高社会地位、充分经济激励和个人自由，那么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水平能达到何种程度？

为解释此难题，需思考创新与自由的关系，哪个是手段，哪个是目的。短期内，自由可以是手段以促进创新。但根本上，自由应是目的。

不过，自由市场有代价。为达成自由目的，个人都会权衡应付出多少代价换取相应自由，或放弃多少自由。霍布斯认为，人选择转让或放弃权利，总是因想从对方获得某些权利或其他权益。在私人领域，这种权衡本质上是市场交易，是帕累托最优的。

但在集体行动或公共选择中，这种关于自由的权衡易出现机会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人可能选择放弃权利以保障生命和安全。哈耶克曾对此行为予以严厉警告：愿意放弃自由换保障的人，最终两者皆空。

最后，技术创新是持续性社会变革。探索技术创新时，不仅要思考技术、公司或产业，还要解决宏观、制度、自由等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