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历贬值：就业冰河期与迷失一代的教训

有人曾调侃：“21世纪最昂贵的是人才，但贬值最快的却是学历。”这在日本，已非玩笑，而是长达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残酷现实。

迷失的一代

“只要考上大学，一生就安稳无忧。”

这是80年代日本社会的普遍信仰。

当时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企业争相招聘大学生。为了吸引求职者，许多公司承诺：只要参加招聘会就提供免费午餐，并赠送精美伴手礼。

有的企业不仅为入职员工提供免费公寓，还报销搬家费和生活用品开销。

三菱汽车为了争夺高学历人才，甚至推出过“入职即送汽车”的诱人福利。

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作“金蛋”，很多人尚未毕业就收到入职邀请：男生平均收到3份，女生平均收到2.5份。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名校毕业生，薪资更是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

在学历崇拜氛围下，日本社会掀起“鸡娃热”。街头巷尾的学习塾内，学生们埋头苦读，疯狂背诵英语单词，刷着超纲试卷。

据统计，1985年日本课外补习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日元，学习塾数量一度超过2万家，比当时的便利店还多。

有些家长甚至不惜抵押房产支付子女补习费，只盼其在高考中“鲤鱼跃龙门”。

然而，进入90年代，经济泡沫急速破裂后，一切天翻地覆。

1990年，日本股市急转直下，全年暴跌39%，市值蒸发270万亿日元，海量财富化为乌有。

金融崩溃迅速波及实体经济，1992年，日本全行业企业利润下降20%，企业倒闭数量突破1万家。

祸不单行的是，经济灾难撞上了史上最汹涌的就业洪流。

那几年的毕业生出生于1967年到1976年，是日本第二批婴儿潮时期，连续10年出生人口超180万，尤其在1971年到1974年生育高峰时，年出生人口突破200万大关。

这批婴儿潮恰好在90年代，转化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毕业潮。刚步入社会，迎接他们的却是“末日景象”。就业市场上，一头是企业裁员以求熬过寒冬，另一头却是汹涌而来的求职者。裁员的名单越拉越长，求职者的队伍也越排越长。

1992年成为历史拐点，原本持续增长的大学生就业率转而下跌，80%、79.9%、76.2%、70.5%……丝毫未见止跌迹象。

从这一年起，校招市场的海量简历开始无人问津，学历贬值时代正式开启。洪流下，曾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大学毕业即赢家”观点再无人提起。

1971年出生的田中，毕业于长崎大学，在投了100份简历石沉大海后，最终只能靠打零工生存；

1973年出生的青木感慨：“以前参加招聘会可得午餐盒和礼物，现在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福冈的太宰府天满宫里，挤满了祈求“就业成功”护身符的年轻人；

在企业招聘会上，许多父母早早替孩子排长队，只为先人一步投简历。

当时的日本社会充斥着迷茫、恐惧与愤怒，但情绪无法扭转学历贬值的趋势。

在就业市场持续萎靡下，一些年轻人转而抓住另一根稻草——考研。

“晚几年找工作，情况会变好吧。”不少人抱着这样的信念，将考研视为缓兵之计。

现实很快给人们上了一课，3年后，就业情况更加严峻。1995年，创纪录的80.3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就业率首次跌破70%大关，降至67.1%。

眼看“考研热”无法缓解就业颓势后，社会上又兴起“考公热”。这一次，人们相信“铁饭碗”定能成为避风港。

当年，考公务员的人数近乎翻倍，日本公务员申请人数从1991年的7.05万人攀升至1995年12.4万人。

日本作家山田昌弘在其著作中提到全民考公的情境：许多大学生刚踏入校门，就开始研究“公务员”招生条件，自费参加公考培训；不少女孩子一毕业，就被亲戚劝导：“工作这么难找，不如找个公务员嫁了吧。”足见当时公务员受欢迎的程度。

然而，有限编制岗位难以消化海量求职群体，加之日本政府财政紧缩、缩减招录规模，所谓的“铁饭碗”最终也难以为继。在求职、考研、考公接连受挫后，很多日本年轻人无奈走上“啃老”这条路。

1997年到2003年短短6年间，日本15岁-24岁的“啃老族”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从8万人飙升到40万人，激增5倍。

“38岁的佐藤宽朗啃老15年，曾为50块钱生活费与母亲激烈争吵”、“47岁的村口督史啃老17年，靠母亲养老金度日，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

这类报道频繁登上日本新闻媒体，“啃老”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后来，擅长造词的日本人将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艰难时期称为“就业冰河期”，把出生在1971年-1982年的群体定义为“迷失的一代”——他们在本该最富拼搏精神的年纪，却遭遇了最严峻的就业寒冬。

来源：mynavi

祸根深埋

面对“就业冰河期”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日本政府并未坐以待毙，实施了多项举措以求力挽狂澜。

1991年日本文部省提出“研究生倍增计划”。1996年，日本内阁又提出“资助博士后1万人计划”。

日本政府期待通过提升高等教育规模达成“一箭双雕”效果：既培养高端人才，又延缓就业压力。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日本90年代的“考研热”浪潮。

或许，当年日本官方与民间想法一致：“晚几年，情况会好的”。

然而事与愿违，1991年硕博士在校生规模达98650人，2000年激增至205311人，增长1.1倍，超额完成目标。但同期大学生就业率从81.3%暴跌至55.8%，其中博士就业率从66.33%降低至58.4%。

一面是学历的膨胀，另一面是就业的萎缩，高学历人才堆积成“就业堰塞湖”，最终导致大量“高学历难民”、“浪人博士”出现。

与此同时，日本在实施扩招计划中，因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把控，采取过于宽松的弹性政策，例如允许仅有2年研究经历的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暴增，但师资力量未同步增长，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导师根本负责不过来。“水硕”、“水博”在社会上出现，部分企业开始对高学历人才产生偏见，认为这些人“空有理论知识，欠缺社会常识和合作意识，甚至不如高中生更能适应岗位”。

这些偏见在薪资数据上体现：1995年-1999年间，大学生平均月薪仅微增3000日元，而同期初中毕业生薪资涨幅高达2.3万日元。

反常的薪资增幅倒挂现象出现，进一步加速了学历贬值。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相继推出多项政策：放宽校招时间限制、设立就业培训中心、鼓励校企合作招聘、大幅提高企业就业补贴（总预算从100亿日元增至700亿日元），但收效甚微。

直到1999年，日本政府祭出大杀招——修订《派遣劳动法》。

这次修订全面放开了劳务派遣制度（除少数特定行业外），开启了非正式雇佣大门。

日本的劳务派遣员工类似“外包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短、待遇差，薪资通常比正式员工低30%~50%，有些派遣员工薪资日结，连工位都只能安排在不起眼角落，基本的职场尊严都难以保障。

对企业来说，派遣员工成本更低、裁员更灵活，何乐而不为？对于日本政府，1个正式岗位拆分成多个劳务派遣岗，看似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高涨的失业率。

修订法案实施第一年，日本非正式就业人口暴增50万，派遣工、合同工、兼职等非标准雇佣形式占据就业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

然而，劳务派遣的盛行对求职者来说却是坏消息。

日剧《非自然死亡》中，派遣员工佐野先生每个月加班超140小时，还要被厂长安排干私活，最终过劳死，厂长却想方设法不予赔偿。剧情虽极端，却正是日本劳务派遣制度下员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来源：日本网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非正式雇佣比例在2003年达34.6%，比1984年增加一倍多，2014年更攀升到40.5%。这不是简单数字增长，是一代年轻人梦想破碎的哀嚎。求职受阻的大学生批量成为非正式员工，他们与低学历求职者在薪资待遇上并无不同。

在日本，企业通常只愿招收“应届毕业生”为正式员工，一旦毕业生错过校招季黄金窗口，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极大可能一辈子被拦在正式员工大门外。

不少“就业冰河期”的人，至今只能顶着派遣员工标签，辗转于各大公司角落维持生计，还要被收入更高的父辈指责“不够努力”。

他们也被称为“失去的一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直接承受者。

寒冬后的反思

最近几年，日本大学生就业市场似乎从寒冬中缓过来了。

2024年，日本应届生就业率达98.1%，创历史新高。大学生起薪达22.6万日元/月（约合人民币1.059万元），同比增加4.01%。

日本是如何走出泥淖的？从人口结构变迁的数据上可得答案。

2024年日本死亡人口达161万（历史最高），而出生人口仅72万（124年来最低），一减一增，年度人口净减少约89万人。

一边老龄化加剧促使大批老年人退出职场、腾出空位，一边少子化达到顶峰、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这种代际更替让就业市场的供需曲线重新达到微妙平衡，大学生就业率焕发生机。

终究是时间治愈了一切，但“迷失的一代”成为了时代更迭的沉默者。

反思日本学历贬值历程，虽然日本官方采取了大量措施应对，却始终未击中要害。

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需求萎缩。当经济缺乏创新动能时，高等教育人才注定“过剩”，只有推动产业不断升级，让中小企业持续繁荣，才能创造大量新增岗位，从而消化海量大学生供给。

纵观90年代以来日本，接连错失一次次产业升级浪潮：PC时代被美国超越，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被中国碾压，直到在新能源和AI领域彻底沦为追随者。

经济学家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中尖锐指出，日本社会缺乏“破坏性创新”氛围，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机构对“僵尸企业”的持续输血，不仅挤占新兴产业资源，更扼杀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这种“过度保护存量”的发展模式，让日本错过产业升级时机，一步步陷入被动。

日本是一个在存量上做到极致的国家，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创造增量。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国家持续跟上产业经济浪潮向前走，才能带给国民就业、收入，以及一切。

产业经济没有跟上学历提升的步伐，或者说学历没有更好转化为生产力来推动经济，这就是日本“鸡娃”大败局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