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演化与人类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智能简史》启示

阅读麦克斯·班尼特的《智能简史：进化、AI与人脑的突破》后，我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长期被本领域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所困扰，这暴露了我认知结构中的重要缺陷。虽然这本书未能完全填补这些缺口——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单一著作能做到——但它确实为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视角，让我在探索这些难题时获得了突破性的灵感。

初看此书，它似乎与经济学、管理学关联不大。它聚焦于智能的本质，尤其侧重人类智能的演进历程，而非人工智能的技术细节。更准确地说，它深入探讨了人脑智能如何从简单形态逐步演化至今。

一个经济学家的困惑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系统，因此对人类行为规律的探讨是其核心内容。与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类似，经济学必须理解个人如何决策及互动。

经济学分析个人行为时，通常采用理性人假设。这一范式基于三个简单前提：首先，将行为视为有意识的选择或决策；其次，假设选择是“理性”的，即个体像精于计算的机器，能准确识别外部约束并最大化自身偏好；第三，假设个人偏好“稳定”且一致，无实质差异或变化。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最重要的一点是推动经济学向经验科学迈进。人的行为和约束条件可观察，但主观偏好或价值观难以捉摸。若将偏好视为可变或因人而异，任何行为都可用偏好变化来解释——例如，损人行为可归因于以他人痛苦为乐，利他行为则源于助人为乐。这导致什么都能解释，却什么也得不到科学解释。

毫不意外，这一范式遭受诸多质疑。批评者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起长盛不衰的教科书《经济学》作者、以天才自居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演化论的辩护与困境

尽管批评尖锐，至今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的主流范式仍以理性选择模型为基础。一个著名而有力的辩护由阿兰·阿尔钦（Armen Alchian）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分别提出。

这两篇奠定20世纪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论文，核心思想是：经济学重点研究稀缺世界中的资源配置及其效率问题。对任何多人社会而言，资源稀缺意味着成员间竞争持续不断，非理性行为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即使个体仅凭惯例或直觉行事，从未考虑自身行为与经济学模型的关联。

这好比台球高手不必是物理学家，但其击球动作必定表现得像在最大化目标，否则会被竞争淘汰。更具冲击力的例子是，飞鸟虽不掌握空气动力学，其飞行姿态和轨迹却能由空气动力学模型完美模拟。

这一视角带有鲜明的现代生物学色彩，更准确地说，借鉴了进化论。例如，工业革命前伦敦蛾子体色较浅，工业污染加重后，体色更深的蛾子在种群中取得优势。进化论解释为：基因在代际间遗传和变异，变异随机无方向——体色可能变深、变浅甚至红蓝绿，但只有与环境颜色接近的基因才能幸存，其他则因易被鸟类捕食而淘汰。在此解释中，具体蛾子或基因的生物学细节并不重要。

虽然经济学家辩护成功，但将丰富多彩的人类行为简化为利益最大化计算程序，仍让人意犹未尽。一个直接遗憾是，许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现象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缺位。在理性人组成的社会里，个体算无遗策，从不出错，没有朋友、情感或想象力。直觉、判断力、意志品质和个性全无价值——生活枯燥乏味，宛如纯粹由AI组成的世界，与鲜活人类无关。

行为经济学的反击：“不服周”

于是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

行为经济学颇有周代楚国的气派——“以蛮夷自居”。武王伐纣，周代商立。南方楚国先祖本是颛顼后裔，却只封子爵。后楚国国力强盛，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即我是蛮夷，不跟你们文化人玩，干脆另搞一套。这赤裸挑战周礼和周天子权威。再到楚庄王陈兵周境，“问鼎之轻重”，更是倒反天罡。至今两湖地区方言仍有“不服周”之语。

行为经济学一开始就以主流经济学的异议者自居，关键挑战对象正是理性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大量行为非出合理性选择，直觉、本能、情绪等非理性因素扮演重要角色。

典型例子是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本质是杰出心理学家。其科普著作《思考，快与慢》被视为行为经济学优秀入门读物。该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将人类认知模式区分为“系统1”和“系统2”。

系统1自动触发，依靠直觉和情绪，即“下意识”或“无意识”。它反应极快，达毫秒级，但与有意识的意志力和理性思考关系不大。正是这套系统让祖先在危机四伏的自然中幸存。系统2则关联理性思考，运算速度慢得多，但逻辑性更强，更擅长处理复杂问题和深度分析，如计算86×73、规划阿勒泰三日游、下围棋或解答理综题。

但总体而言，系统1对人类决策的影响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常被严重低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现代人95%以上行为由系统1驱动。想想影响人生的重大决策，如恋爱对象、高考志愿、工作城市、就业企业或终身伴侣——是否大部分是“拍脑袋”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斯密到凯恩斯：情感的本能

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间的鸿沟并非自古有之。相反，在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两者圆融无碍。首位获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将行为经济学源头上溯至斯密。

在斯密的世界里，人从来不是完全理性的。相反，他极其重视情感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作用。为此他专门撰写《道德情感论》。尽管后世经济学家将斯密的《国富论》奉为圭臬，但斯密本人更看重《道德情感论》，因它系统解答了一个基础问题：人类何以组成社会？

附带一提，该书在国内常译作《道德情操论》，这易引起误解。道德和情操在现代汉语中词义高度重叠，都指向正向伦理目标，但斯密的重点是人类组成社会的根源在于人性深处的非理性情感，以及不同人间的情感共鸣，即“同情心”或“同情共感”能力。

这种同情共感首先意味着人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以体验对方处境和情感的能力。看到喜爱球员如姆巴佩或亚马尔起脚射门，若足球应声入网，我们可能和射手一样激动，甚至跳起挥拳庆祝；若差之毫厘击中门框，我们也会和球员一样痛感惋惜，仰天长叹。

从思想史看，强调非理性作用的大经济学家不只有斯密。宏观经济学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样认为，情感和情绪是理解人类行为与市场规律的关键。几年前，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合著《动物精神》，系统阐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凯恩斯理论中，“动物精神”是核心概念，源自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人们为未来可能成功下注，即进行投资。它是非理性的，类似于尼采的“强力意志”或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

不确定性：连接一切的关键

非理性因素对个人选择、经济运作和社会发展为何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世界复杂多变，而人类认知能力极其有限。不确定性正源于这种紧张关系。

根据对事物的认知状态，现代经济学家将事物分为三类：第一，事前就知准确结果的确定性事件；第二，事前不知准确结果但知概率分布的风险事件；第三，连概率分布也不知的不确定性事件。

如果世界完全确定，经济系统运作将非常简单：人类无所不知，从不出错。此时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完全有效。

如果世界仅有确定性和已知风险，经济运作会稍复杂，但也不过多加可分摊风险的保险机制。

麻烦在于世界存在不确定性，且不确定程度远超日常理解。极少人能在2019年准确预言三年疫情，或在2022年初想到俄乌关系发展成今天模样。我们很难预见英伟达在信息化道路上悄然崛起，也不知人工智能未来走向何方。

但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不意味世界运作无规律。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体，都是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一步步演化而来。最惊奇的是，此过程中产生了人类这种高智能生物，他们会反思智能来源，并试图运用智能创造新智能存在方式——人工智能。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切？

《智能简史》：一部进击的演化史诗

于是有必要回归本书，麦克斯·班尼特的《智能简史》。

人类是易骄傲的物种。的确，人类有丰富情感和高度理性，两者结合让人类最终在地球取得统治地位。但很多时候人类可能高估自己能力，尤其是现代人。工业革命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辉煌的变革，但从生物学角度看，与从辐射对称动物向两侧对称动物跃迁这一演化过程相比，工业革命就黯然失色。

辐射对称动物是演化史上第一代动物。所谓辐射对称，指身体各部分围绕中心轴呈辐射状对称，无前后左右之分。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如海星、海胆、水母和珊瑚虫。

在5.5亿年前，第一只两侧对称动物出现。今天大多数动物物种都是两侧对称的。为何身体结构从辐射对称转变为两侧对称极其重要？因此转变开辟了大脑诞生的道路，为智能发展埋下伏笔。

辐射对称身体结构很好适应被动等待食物策略，但要主动寻找食物，两侧对称结构就有明显优势。从捕食角度看，辐射对称生物不仅需能朝各方向检测食物的感觉机制，还需能朝各方向移动的运动机制。而两侧对称结构对运动机制要求简单得多，只需能做向前和转向两个动作。这种机制也让试错和及时调整成为可能。事实上，今天人类制造的几乎所有导航机器，如汽车、轮船、飞机等，都是两侧对称的。

两侧对称结构简化运动机制，同时对感觉和反应机制提出更高要求。当神经系统进化到能对周围事物做“好”与“坏”评价，即对周遭事物效价进行编码，并形成能将多个输入信号整合成单个转向决策的大脑，能基于自身状态调节对这些评价的反应，一个“理性人”雏形就出现。同时，两侧对称动物体内产生一些重要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和血清素，它们让关联性学习成为可能。正因这些神经递质出现，这些看似简单的大脑已能调节各种刺激的相对效价，并产生四种基础情感原型：快乐、痛苦、满足和压力。

以上知识在班尼特书中得到清晰生动介绍。不仅如此，班尼特还生动展示学习的演化和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时间感、好奇心、恐惧、兴奋和宽慰等一系列智力和情感要素的形成过程。

此后，现代新皮质的出现让大脑功能更进一步：能通过想象学习，于是模拟和规划能力诞生。在物种演化史上，这对应灵长类出现前的小型哺乳动物。而在新皮质中演化出能建立思维模型的新区域后，灵长类就出现。它们能利用思维模型预测未来需求，理解同类意图和认知，并通过观察学习新技能。

接下来的战略性突破是语言。语言的出现将不同个体认知联系起来，在语言交流中，不同思想碰撞融合，在产生新知识的同时，也让知识能跨越代际不断积累。人类出现了。

智能的本质：在不确定中进击

上述知识以这种方式讲述，非常有趣。不仅如此，我相信即使对专家而言，无论是生物学家、人工智能专家，还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如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都相当新奇。

对我而言，这本书最大价值是从人工智能和生物演化双重角度，生动还原大脑或人类智能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此过程同时也是一部生物与不确定环境相爱相杀的历史。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稀缺，另一个是不确定性。两个概念描述的都非客观世界内在属性，而是主观与客观间的紧张关系：前者描述人类主观欲望与外在世界关系，后者描述主观认知能力与外在世界关系。现代经济学从稀缺前提出发的探索已非常丰富，但以不确定性为支点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理解不确定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演化是非常重要的视角。正因如此，这本书无论对经管领域学者，从事经济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或任何对人类行为、情感或社会运作感兴趣的人士，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