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时代：机器如何重塑工人的命运与未来

“像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可以保证质量嘛，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控制了。比如人烧焊的话，他可能会有某种情绪，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工作。”

“每天上班，只要把料放好，机器就自己做了，就这样。”

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一个由机器主导的时代正加速到来。自动化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节奏，也在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原本只是辅助生产的设备，如今却让人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一种观念开始蔓延——机器无所不能，甚至比人更可靠、更优越。

在这股看似势不可挡的浪潮中，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怡深入智能制造和自动驾驶的产业前沿，以研究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揭示了技术神话背后的另一面：机器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被赋予权威，并逐步主导劳动过程。只有打破种种“机器迷思”，我们才能想象一种更加公正、民主、以人为本的技术未来。

近年来，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劳动力的替代，正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侵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一些技术打着“提供便捷服务”的旗号悄然渗透进日常场景，例如餐馆扫码点餐、超市自助结账、银行自助业务办理。另一些技术则仿佛横空出世，对工作方式和消费行为带来颠覆性冲击，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及近年来在城市街头涌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Robotaxi）。

还有一些技术，如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虽远离公众视野，却在工厂中逐步取代工人，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高效且昼夜不停地制造着我们所需的各种消费品。这些现象无不印证一个事实：我们正加速迈入自动化与机器人的时代，工作与生活方式也将随之深刻改变。

机器来了，工人何去何从

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留给人类从事的工作可能越来越少，人类社会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进入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技术性失业”的概念，并伴随一个乐观预言——技术进步将把人类带入经济乐土，届时人们将拥有大量闲暇，每周工作时间不会超过15小时。然而，现实发展却与凯恩斯的预测大相径庭。如今，工人们只感受到技术性失业的威胁，却并未进入经济乐土或获得更多闲暇。技术进步并未真正将工人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哈佛大学社会学学者雷雅雯从“人生阶段”角度解释工人对“机器换人”的不同态度，认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工人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与责任。例如，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不担心失业，因为他们本就希望尝试不同工作和行业，也自认年轻、有条件学习新技能，因此大多不存在技术性失业的焦虑；而三十多岁的工人上有老下有小，更关心工作稳定性，对失业较为担忧；四五十岁临近退休的工人对“机器换人”大多显得无所谓，因为子女多已成年，他们已履行完人生主要责任。

雷雅雯的观点确实具有一定解释力，我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的工人对“机器换人”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她的说法。

“其实你从进厂的那一天你就知道，大家就是拿自己的劳动力换钱，对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这么个水平，你不想干了你可以走，他（指工厂管理者）并不会阻拦。因为你就是颗小小的螺丝钉……你只是个普工，地位根本不对等。”

—小雨 富士康普工 23 岁

“以后要是工厂不用人了（全自动），就没得做了，到时就回家种田。”

—阿丽 新星足球厂普工 34 岁

“以后不当司机了要么做个保安，要么去厂里打螺丝。现在还有啥（工作）好做的，都不好做。”

—武汉出租车司机 D 40 岁

“（问：您是否担心无人驾驶出租车影响你们的工作？）我没那种担心。我马上退休的人了，干不了两年了。”

—武汉网约车司机 A 50 岁

“我现在出来做工就是为了玩，拼球的话做够基本数量就好，不想太累……儿子 27 岁了，跑业务的，经常全国各地出差。他赚得挺多的，但是都没给过我，有了钱就买车，给女朋友花钱…… 就希望他赶紧结婚生孩子，到时我就回家帮他带孙子。现在没孙子带，回家都没事做，要么在家躺着，要么打麻将，对身体也不好。”

—邓大姐 足球厂拼球工 50 岁

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血气方刚、有行动力，他们容易对现实不满，但不满往往源于工作条件而非机器；三四十岁的中年工人则困于生计，行动决策优先考虑保障生计或捍卫既得利益；临近退休的工人大多对变化无动于衷，他们可能是意识上的觉醒者——基于多年打工经验，却是行动上的旁观者。

然而，“人生阶段论”只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年龄段工人对机器的粗略态度，却不足以解释他们是否采取行动。工人对待机器的态度和行动，不仅与人生阶段有关，也与自身具体处境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获得意识启蒙，是否形成关于机器的批判意识以及集体行动的意识。

“技术性失业”焦虑

作为一家日资汽车座椅生产企业，风驰厂在2010年受到汽车行业罢工潮影响，此后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每年，企业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协商，工人薪资持续上涨。得益于汽车行业蓬勃发展，风驰厂工人福利待遇优厚，加之每年涨薪，工人都愿意长期留任。

自2015年起，工厂陆续推进“机器换人”，核心工种焊工开始出现冗余。原本焊工因技能要求高、工作环境接触粉尘等有害物质，享有技能津贴和环境津贴各每月200元和150元，合计350元计入固定工资，加班费、年终奖也以固定工资为基数计算。引入焊接机器人后，大量焊工被迫转为普工，管理层以不再从事焊接作业为由，一度通告取消焊工原有津贴。

这一降薪举措引发焊工抱怨和不满，甚至导致集体行动。一条生产线约十名焊工以停工表达抗议。他们向管理层申诉：

“我们是（以）焊工（的身份）进厂的……现在你们找理由不要我们焊，我们不焊又不是我们的错。”

然而，停工行动未引起广泛波澜，也未获其他生产线工人支援。管理层迅速从其他生产线调来多能工顶岗，生产很快恢复。参与停工的工人随后全部被解雇，资方按工作年限给予足额经济补偿。

其他焊工虽不同意降薪方案，但有了前车之鉴，不敢再采取激进抗议。由于企业实行集体谈判制度，重要政策需工会同意方能通过。焊工们只得拒绝在决议上签字，并持续要求工会与管理层协商。最终，企业工会经过一年协调，劳资双方达成妥协——不再从事焊接的焊工津贴降至每月120元，仍在焊接岗位的待遇不变。

工人们难以将此结果视为“胜利”，因为焊工待遇被削减，而资方继续通过“人员合理化低减”计划裁员。

职位高的管理人员、年资长的工人都被约谈协商离职，离职员工至少获“N+1”个月工资补偿。自自动化实施后，员工数量从2012年以前的1000多人减至2018年的700人左右，减少约三分之一。此外，新招聘员工多为临时工，包括派遣工和实习生，薪资仅达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享其他福利，成本远低于正式工。

结束对风驰厂工人访谈四年后，我在该区域乘网约车巧遇前员工何师傅，进一步了解当年裁员细节。何师傅曾是风驰厂最早一批员工，从一线晋升为现场管理者，工龄长达11年。因年资长、级别工资高，他自然成为裁员对象。

他回忆，那两年厂里专门招聘了一位人力资源课长负责裁减老员工。该课长惯用手法是：先在日常工作中找出目标员工差错并收集证据，再约谈协商离职。迫不得已，何师傅接受了协商离职。

离开风驰厂后，何师傅未回老家，而是留在当地开网约车。当问及现在工作与以往有何不同时，他说：“感觉不太一样，以前收入更稳定，但是工作时间都不能自己控制；现在收入没有以前稳定了，但是时间灵活一些。”

我再问他：“如果不是资方要求你离职，你会选择继续在厂里工作下去吗？”他回答：“应该会。”

拥抱技术进步

并非所有工人都抵触技术进步或意图反抗机器宰制。一部分工人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他们属于拥抱技术变革的那类人。事实上，抵制还是拥抱技术革新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我与晓俊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5月。当时，我带学生到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访，晓俊和其他工友受邀与学生们分享交流。彼时，他仍处于工伤康复期，交谈时常刻意用另一只手遮掩受伤手指，略显局促。通过那次分享，我了解到晓俊的第一段工作经历和工伤遭遇。

19岁时，晓俊从技校机电专业毕业，进入一家造船厂担任电工。造船厂工作辛苦且安全风险高。不到两年，他便遭遇工伤。那天，因工厂赶进度、人手短缺，他被安排操作一台从未接触过的锚机，操作不当导致钢板掉落，砸伤左手食指。受伤后，主管让他到厂医务室处理，厂医谎称皮外伤，简单消毒包扎。后来伤口持续出血，主管才带他去区级医院。医生告知伤势严重，需磨骨缝合并住院。从未经历此事的晓俊极度恐惧，担心残疾。

不仅如此，受伤后工厂主任找他谈话，劝他不要申报工伤，“私了”可获两万元。晓俊明白，工伤上报会影响管理层考核和工厂声誉。不久，班长和同事来医院探望，也劝他不要闹大。后来在向日葵社工建议和帮助下，晓俊坚持申报工伤，最终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并获得相应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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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愈后，他离开造船厂——正如自己所说，“对重工企业产生了心理阴影”。之后半年，晓俊回老家尝试做小生意，结果短短数月亏损几万元，只好再次外出打工。

24岁时，他应聘舒然厂工程部技术岗位。该岗位要求大专学历，所幸晓俊过去几年通过成人高考即将获得大专文凭。或许急于招揽技术人才，舒然厂通过了申请，尽管他入职时距正式拿证还差五个月。

入职后，晓俊被派往工厂机器人供应商处学习操作调试，并取得机器人操作上岗证。工程部共两名技术员，晓俊负责控制系统维护，另一人负责机器人调试，同时他们还需培训自动化生产部操作工，并在新设备引进时制作样品和调试。这份工作每月到手近7000元，比造船厂多1000—2000元。晓俊还计划参加专升本考试，继续提升学历。厂里许诺将来派他去英国学习培训，甚至有机会去海外分厂教授技术。当时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与人交流时也不再刻意隐藏残缺手指。

“我觉得目前人工智能（自动化）这一块是永远是往上走的， 不会降低，国家是要发展这一块，（学会）这个以后十年还是二十年，我都还能混口饭吃。”

——晓俊

2019年6月，我对晓俊进行第三次回访。过去一年，厂里给部门增加了生产半自动化机台任务，他不得不经常加班。工资虽略有增加，但主要依赖加班费。据晓俊说，加班多时奖金反被削减，到手收入变化不大。此外，因工作繁忙，厂里许诺的去英国学习机会泡汤，去海外分厂培训也只是空头支票。

谈及未来规划，晓俊表示，由于所在地区将进行城市改造，舒然厂已确定搬迁至周边城市，而他并不打算随迁。尽管可能换工作，他仍相信持续技能提升能赢得更好职业前景。

短期内，他计划报考可编程控制器（PLC）程序设计师证书。该证需自费培训才能报考，考取后便有了跳槽资本。

晓俊表示：“我们厂里做的（工作）有专业知识，但是已经落后了，没涉及高的技术层次……我肯定想着要学习些更先进的知识，往更高的技术层次走，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器人、自动化这个行业现在市场非常火，需求量非常大，只要有资源、有订单，几个人就可以合伙开公司。”

晓俊的经历反映出，尽管技术进步可能为部分工人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并非必然，工人往往需要具备一定人力资本，如学历、年龄及专业背景。

同时，晓俊的经历也揭示一个现实——技术赋能并非一劳永逸。随着新技术日新月异，劳动者花费数年掌握的知识技能可能很快被更新甚至淘汰。即便是技术型工人，也只能通过不断学习，且往往需自行付出经济和时间成本，才能勉强跟上技术革新步伐。而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机器的成熟完善，技术型工人与技术的竞逐也将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