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跑几年外卖,攒够钱给母亲治病,家里盖间砖房,我就回家踏实务农,陪着你们。”2024年2月,云南哈尼族汉子李国才回到老家,与弟弟李文才唠起家常时,眼里满是憧憬。
李文才说,这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李国才对家人许下的最后承诺。谁也没想到,这份朴素的归乡梦,却永远定格在2024年9月1日的清晨。
那天清晨,一向准时接单的李国才迟迟没有上线,相熟的同事察觉异样后赶往其在上海青浦区的出租屋,进屋后发现李国才已经离世。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死亡确认书显示,死亡原因为“猝死”。
李文才接到警方电话后,当天辗转千里赶到上海,在殡仪馆见到了哥哥。回忆起那冰凉的一天,他总觉得哥哥只是睡着了,“我哥的身体一向结实,连感冒都少有,怎么就突然倒下了?”
面对猝然发生的悲剧,家属想为亲人讨一个说法,却迎面撞上一片沉默的壁垒。李国才购买了一款3元意外险,保单时间为当天接第一单开始至最后一单结束,深夜猝死不符合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条款,与李国才签订服务协议的河南赋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上海蜂鸟必达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他接单的原饿了么平台(现淘宝闪购平台),均无一人出面与家属见面。
几天后,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延彬彬接手这一案件,随着对李国才手机信息的梳理,才拼凑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出事前两个月,他送餐途中曾发生一次车祸,李国文无责,但车祸致其头部受伤、下巴缝针,他半句都没跟家里提,甚至未正式报备平台及外包公司,只是独自去医院处理了伤口,拿到赔偿款后休息了数日便继续接单。
外卖骑手的猝死事件并非孤立事件。2024年9月6日凌晨,杭州55岁外卖员袁某某也猝死在送外卖的路上。这些骑手多以众包或外包身份谋生,离世后往往无法顺利拿到合理赔付。
外卖骑手的猝死背后,是多重风险交织的结果。高强度工作、低单价订单、平台管理缺失以及认知短板等,都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
袁某是商圈有名的“单王”,为了供孩子上学,每日工作超过16小时。而李国才则经常忙到深夜11点、12点下班。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已成为部分外卖骑手的常态。
当前外卖配送普通订单单价多在4元~5元之间。为了维持基本收入,骑手们不得不选择通过海量接单来弥补单价不足。然而,这种策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可能导致超时和罚款。
“灵活用工”已成为外卖行业的特色之一。然而这种用工模式使得骑手们难以申请工伤赔偿。此外由于社会对保险的认知偏见和行业信任度不足等问题导致理赔纠纷频发。
多数骑手背负经济重担为了多赚一笔收入他们主动放弃休息甚至忽视身体发出的疲惫、疼痛信号。这种自我安全意识的缺失使他们在高压下工作风险系数持续攀升。
“3000元以内的小事故能赔点钱真出了猝死、重伤这样的大事这个保险估计不顶用。”骑手李凯表示平台要求购买的3元意外险虽然能报销住院费用但保障范围有限让骑手们缺乏安全感。
在外卖骑手猝死及各类配送纠纷中外卖平台的“隐身”已成为行业常态。因未与骑手建立直接劳动关系每当事故发生平台多以“非本公司员工”为由推诿责任。
“从饿了么改成闪购后站长说我们从众包改直营名头换了但合同没重新签福利没涨压力更大了。”李凯表示平台把更多单量和补贴倾向于新人老骑手的生存空间被大幅挤压。
“希望骑手朋友们注意安全生命无价钱总有方法再赚。”李凯的语气中带着期盼。
“希望社会能给像我哥哥这样的服务从业人员提供完善的保险保障让家人能有份兜底的安心。”李文才说。
“为这类高危服务从业者开辟专属维权绿色通道配套及时的法律援助完善职业伤害与社会保障体系。”延彬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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