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领域的卓越贡献。
其中,莫基尔因其“揭示了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独得一半的奖金,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则因共同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而共享另一半奖金。
由于乔尔·莫基尔获得的奖金份额较大,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乔尔·莫基尔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几乎无人不晓其名字。尽管经济史在经济学领域地位不高,常被视为学术鄙视链的底层,但正如莫基尔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莫基尔出生于荷兰莱顿(Leyden),1946年7月。他先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经济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并曾任经济系主任。目前,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施特罗茨讲席人文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萨克勒讲席教授。
莫基尔的学术生涯横跨欧洲、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经历无疑为他研究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兴趣与机会。和许多经济史学家一样,莫基尔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的代表作包括《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和《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
莫基尔的研究层次分明,他首先聚焦于亚当·斯密提出的现代经济学一大问题:经济(财富)为何增长?他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探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从工业革命出发,莫基尔研究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技术变革存在非均衡性,如工业革命的出现就是突然的;技术进步有大有小,它们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结论看似平常,但作为经济学理论研究,莫基尔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将技术进步纳入内生增长的研究框架,与罗默的见解相呼应。
接着,莫基尔探讨技术进步的原因,从地理条件、制度、政府、人口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技术进步需要具备创造力的人才、制度激励创造、包容与多样性。
在研究过程中,莫基尔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启蒙运动促进了有用知识的扩散,从而引发了“工业启蒙”运动。
莫基尔还关注一些细节对技术和知识进步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学徒制度、企业家精神等。
此外,莫基尔的博士论文《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1800—1850年》对低地国家的工业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
我们常问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出现在英国?为什么紧邻英国的爱尔兰错过了工业革命?莫基尔的答案包括交易费用高、企业家精神匮乏、资本不足、制度抑制等。
许多人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这是狭隘且有害的。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莫基尔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社会、政治和技术的综合变革。技术创新,尤其是重大技术创新,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技术领域的创新,而是法律、政治、社会组织、企业组织、金融系统、教育系统等各领域的创新与变革。
如今各国都在关注芯片技术,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无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合作的结果。这些人才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包括企业家、投资人、金融从业者、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教师、政府官员等。最简单的例子是,制造芯片需要融资,这就需要金融市场;而管理金融市场需要设计制度。此外,制度也需要不断革新以保持竞争力。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引发社会价值观转向技术崇拜,大力投入理工科教育而弱化人文社科。然而,每一轮技术革命的后期都会因为人文社科的弱化而导致制度、法律、伦理以及社会组织建设不足。这进而引发技术封建主义崛起、财富分配恶化、社会结构失衡等问题。最终可能出现政治动荡和国家战争,反噬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期时,许多人寄希望于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复苏。新产业和技术企业尤其是独角兽企业被认为是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关键。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宏观经济衰退,技术创新还会出现吗?
根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当经济进入衰退/萧条期时,企业家不得不通过创新来寻求突破。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量产入市会创造新需求并推动价格回升与经济复苏。这是微观创新改变宏观走势的逻辑。
以日本为例,从90年代开始进入漫长衰退期后不少企业破产。大型企业剥离不赚钱的行业集中力量搞研发如今在某些领域获得世界领先技术。这就是熊彼特范式。
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广泛研究的主题。新制度经济学通常从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制度对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者的激励作用。
莫基尔关注元制度也就是基础性制度。近代主权国家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和公民社会在相互影响中发展起来很多人直觉上认为以上四大制度是技术创新与经济进步的条件。如何建立这些基础性制度?知易行难。
自由作为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今天很多社会精英开始怀疑这个结论。
逻辑上自由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现实中一个社会缺乏绝对自由个人不能迁徙不能说话不能交易如何创新?
如今几乎不存在缺乏绝对自由的社会这就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难题:自由的宽容度与创新的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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