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河动力：从技术派到民营火箭“卷王”的崛起

2025年9月5日黄昏时分，甘肃酒泉天气晴朗，微风和煦，正是塞上秋日舒适宜人的时刻。

傍晚7点39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95A工位上，倒计时结束，火箭发动机喷出烈焰，一枚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在黄昏的天空中留下一道笔直的轨迹。

很快，控制中心传来捷报：多颗商业卫星已准确进入太阳同步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谷神星一号发射图，来源：星河动力航天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是“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从2023年12月5日成功复飞以来，这一型号已接连实现11次成功发射，并在这一刻创下中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发射次数最多、成功次数最多的纪录。

“谷神星一号”背后的民营企业，则以稳健而密集的发射表现，被业界誉为民营航天界的“火箭卷王”。

这家公司就是星河动力。

机遇

追溯今天在中国乃至全球上演的商业火箭竞赛的源头，许多线索都汇集到同一个时间点——2002年。

那一年，在两次前往莫斯科采购退役洲际导弹作为发射工具失败后，马斯克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鲁莽的决定：不买火箭了，自己造。

于是，SpaceX诞生了。

但在当时，这个决定并不被视为“创业机会”，而更像一次冒险行为。

在当时的业内共识里，火箭从来不是一门适合创业的生意。一次发射失败，往往意味着数年投入顷刻间化为乌有，甚至足以直接终结一家公司的信用与订单。

正因如此，美国航天工业长期由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企业巨头主导，后来它们在2006年合并组建联合发射联盟（ULA），几乎独占美国的政府发射任务。

它们的主力火箭，如Atlas V、Delta IV，性能可靠，但成本高昂。一次发射的成本普遍在一亿到数亿美元之间，有的重型型号甚至更高。在这样的体系下，火箭更像是“定制化项目”，而不是标准化产品。

马斯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工程师，他更像一个凭借商业敏感度闯入航天工业的人。他一再强调一个在当时听起来并不现实的判断——火箭，应该像飞机一样，可以重复使用。

他的这个判断，最终重塑了整个产业。

SpaceX成立之后，伴随着猎鹰系列火箭的多次试验、失败、再试验，到第一次成功回收一级火箭，再到发射频率不断提升，商业火箭逐渐从“技术奇迹”转变为“商业工具”。

到2010年代末期，SpaceX商业发射订单已占据全球商业入轨发射市场的60%以上，彻底打破联合发射联盟（ULA）等传统巨头的垄断格局，美国商业发射市场从此转向市场驱动竞争。

这场变化，很快在大洋彼岸引发反响。

在中国，航天事业长期由国有力量主导，主要聚焦于国家战略任务，发射能力稳定，但商业效益和成本控制并非优先考虑。

但2014年11月，转折点出现了。

当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俗称“60号文”），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商业航天由此迎来政策松绑。

而在那之前，SpaceX通过火箭回收技术实现成本降低、规模化发射的路径已初步得到证实。低轨卫星需求迅速增加，商业发射频次持续上升，发射不再只是“国家工程”，而是一种可以按合约交付、按次数付费的产业服务。

不久，中国市场开始出现变化。

2015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颁布，明确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卫星研制和系统建设。商业航天在中国开始真正兴起。

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民营火箭公司陆续成立。

2015年成立的蓝箭航天，创始人出身金融行业，但核心技术团队长期专注于液体火箭与发动机技术，志在实现更高运载能力与可重复使用路径。

2016年成立的深蓝航天，创始团队来自航天科研体系，在液体火箭总体、发动机与垂直回收技术上经验丰富，通过民营机制整合产业链资源，专注低成本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路径。

同样是2016年成立的星际荣耀，则更注重资本效率、工程节奏和商业订单，以市场逻辑推动技术升级。

而另一位具有体制内背景的航天专家，则创立了星河动力。

他叫刘百奇。

技术驱动

1995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阿波罗13号》里，有一句著名台词：失败不是选择。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句话几乎是航天体系内工程师的共同信念：安全、可靠、零差错，远比速度和规模更为重要。

刘百奇的早期职业生涯，正是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度过的。

1978年出生的刘百奇，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交通学院，攻读载运工具与运用工程专业。随后，他前往北京深造，进入航空航天领域的“黄埔军校”北航学习。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这座城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荣耀时刻。国家形象、科技信心与时代精神在这一年高度汇聚，而北航校园里长期强调的“空天报国”理念，也被赋予了更具体的时代内涵。

就在这一年，刘百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决定留校任教，在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投身教学与科研，担任硕士生导师。

在旁人眼中，这是一条稳定且体面的学术道路：教学、科研、论文与职称，都会沿着一条已被反复证明的路径稳步前行。但三年后，刘百奇却主动离开了这条道路。

2011年，他告别高校，加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事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工作。

此时正值中国运载火箭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航天发射任务在这一年密集推进，全年发射次数超过20次，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了其中17次发射任务，几乎每月都有发射任务。

在如此密集的发射节奏下，进入中国运载火箭的核心机构，不仅让刘百奇从相对抽象的理论研究转向真实复杂的工程实践，而且通过全面参与火箭总体设计、型号研制与工程协同，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型航天工程在时间、成本与可靠性之间的权衡。

这段深入参与国家火箭研发的经历，日后成为他创办商业火箭公司时最核心、最宝贵的能力基础。

2015年前后，国内民营火箭公司开始相继成立时，刘百奇也曾动心。但他并未急于入局，而是选择了更加谨慎的方式：持续观察行业动态，系统研究市场需求，并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由他来做，这件事应该从何处着手，如何走得更远。

刘百奇深知，火箭创业绝非单打独斗，必须依靠一支真正懂技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此，他决定先寻找人才，组建团队，明确方向后，再创办公司。

他首先邀请了吉林大学交通学院的大学同窗刘建设。刘建设早在2003年就加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1所，长期从事火箭研制工作，是国内火箭领域的资深专家。

与此同时，夏东坤、程圣清等人也相继加入，这些合伙人无一例外，都具备扎实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工程或产业一线经验。

团队组建和方向确定后，2018年，刘百奇觉得时机成熟，正式从体制内离职，在北京亦庄创办星河动力。

当时已入局的企业，恐怕无人料到，这支“技术派”团队的加入，彻底改变了民营火箭的发射节奏。

业内“卷王”

“星河动力的业务模式就是用自主研发的火箭将客户卫星送入太空，然后收取发射服务费和运输费。”

在2024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刘百奇用简洁的话语介绍公司：

“大家也可以将星河动力视为一家向太空‘送快递’的公司。”

成立之初，星河动力便确定了一条相对保守但务实的发展路线——“从小起步，以战养战”。公司并未一开始就投入技术难度最大、研发周期最长的液体火箭，而是选择从投入可控、技术较为成熟的小型固体火箭切入市场，再逐步挑战更高难度目标。

具体路径为：通过“谷神星”系列火箭为微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在一次次实际任务中完善工程体系、积累发射经验，获取稳定的现金流，进而推进高可靠、可回收、低成本的液体火箭研发，即“智神星”系列火箭，旨在解决航天发射的高成本和低效率问题。

在这一战略下，“谷神星一号”成为星河动力首个实现工程化和商业化闭环的代表产品。从2020年开始，这款长约20米、直径1.4米的小型固体火箭，多次打破国内民营火箭纪录：

2020年11月7日，“谷神星一号（遥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成功，成为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将商业卫星送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企业；

2021年12月7日，“谷神星一号（遥二）”实现一箭五星任务，完成国内民营火箭首次一箭多星商业发射；

2023年9月5日，“谷神星一号”海上发射型号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成功发射，完成中国民营火箭公司的首次海上发射。

截至2025年9月，“谷神星一号”已累计完成20次商业发射交付。

尽管并非每次发射都成功，且在2023年9月和2025年11月遭遇过两次失败，但20次成功交付，仍使星河动力成为国内民营火箭公司中发射频率最高、工程节奏最激进的，并率先建立起稳定的工程交付能力的一家。

它无愧于民营火箭“卷王”的称号。

突破

尽管起步不算早，星河动力却一直受到资本市场的密切关注。

公司成立以来，融资步伐几乎与工程进度同步。2019年完成1亿元天使+轮融资，2020年完成2亿元A轮融资。

随着核心产品“谷神星一号”发射任务的持续成功，星河动力的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2025年9月，公司完成24亿元D轮融资，创下国内民营火箭企业单笔融资额新高。

这一金额仅次于2024年国有控股的垣信卫星67亿元融资，成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第二高的单笔融资案例，反映出资本对民营火箭头部企业的集中投资趋势。

2025年10月22日，证监会官网公告显示，星河动力已向北京证监局提交IPO辅导备案。至此，它与天兵科技、蓝箭航天、星际荣耀、中科宇航等企业一同站上了“民营火箭第一股”的起跑线。

两个月之后，12月26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9号——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为商业航天企业上市提供了制度支持。商业火箭，这个曾经高度工程化、长期远离资本市场的领域，开始被纳入更清晰、可预期的制度框架。

刘百奇从不急于给星河动力贴上“成功”的标签，但时间和一次次发射已给出了答案：它正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前行。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人类真正的力量并非源于个体的力量或智慧，而在于能够围绕共同信仰的目标，实现超越血缘和直接利益的大规模协作。

航天正是这种协作能力最极端、最严苛的体现。

它需要将知识、工程、资本、组织和耐心，凝聚在一次次发射中。失败没有缓冲，成功绝非偶然。

从体制内的基础研究和火箭总体设计，到商业火箭的工程化交付，刘百奇及其团队并非在颠覆航天本身，而是在验证一个更现实的事实：

当火箭不再仅仅是“国家工程”，而逐渐成为可交付、可审计、可复盘的工业产品时，中国商业航天才真正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