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小银行而言,未来征程充满挑战,终究需依靠自身力量前行。
近期,众多中小银行正逐步退出互联网助贷市场。
11月6日,乌鲁木齐银行发布公告称,自10月1日起已停止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
同日,贵州银行在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提及,「本行基于市场环境与监管要求,主动调整业务策略,目前与互联网银行合作已到期,无新增互联网平台业务,仅有存量业务在正常管理」。
此外,龙江银行虽公布了互联网助贷合作机构名单,但名单中仅有一家机构,且合作状态显示为「已停止合作」,基本宣告该业务终结。
在「9号文」(即《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正式实施一个月后,这几家银行的行动,可能折射出一批中小银行的态度——互联网助贷业务的「性价比」正日益降低。
一方面,对部分中小银行来说,他们早就在过去几年里持续压降相关业务规模。尤其,互联网助贷的主战场——个人消费贷已不再是其核心业务。
例如,截至2024年底,乌鲁木齐银行个人消费贷在贷款余额中占比不足3%,龙江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占比约4%,通过互联网助贷合作开展的规模可能更小。
停止合作对其整体业务发展影响有限。
另一方面,即便中小银行还想拓展互联网贷款业务,也可选择其他路径。
如贵州银行,2025年三季度,其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较年初增长超70%。但据该行业绩发布会说法,他们正将重点转向发展自主数字信贷能力。
着眼当前市场环境,与外部平台合作的潜在风险确实不容低估。
毕竟,助贷业务涉及链条长,外部合作平台与内部管理都可能触及监管红线,稍有不慎,赚取的利润可能不足以覆盖罚款。
不久前,平安银行和浦发银行均因互联网贷款、代销等业务管理不审慎收到「大额罚单」。而平安银行的助贷合作名单与产品也在悄然收缩。
换言之,与其冒险犯错,不如主动退出。
此外,据媒体报道,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已提示,金融机构在披露助贷合作方名单时存在不规范、不准确情况。
包括:披露名单查找难度大、未标明更新发布时间、更新时直接覆盖原内容,以及披露合作机构名称不规范等。
从这个角度看,乌鲁木齐银行和龙江银行明明已停止相关业务,还得披露合作机构名单,可能传递出另一关键讯号:合规清算尚未结束,银行仍需关注存量业务潜在风险,勿对「灰色」与「擦边」抱有期待。
互联网助贷之所以兴起,是因它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与「供需不匹配」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爆发、客户向线上迁移,许多中小银行因缺乏线上运营能力与经验,选择与流量平台合作,以实现精准营销、批量获客和更佳风控效果。
但在互联网助贷合作过程中,出现过不少「动作变形」问题。平台方可能通过名目繁多的手续费增加贷款成本,银行也可能在核心风控环节缺位,放任高风险和过度借贷。
因此,监管部门在过去几年里屡次出手加强合规监管。这一次,让中小银行放弃互联网助贷的直接原因,还得从「9号文」说起。
这份4月发布的文件,虽仅不到2000字,却直指核心。
参考过往经验,助贷资金按对客利率定价有18%、24%、36%三个参考指标,不同利率区间在供给端连接不同类型机构,在需求端对应不同风险客群。
很多依赖助贷渠道的中小银行更多覆盖下沉市场用户,他们合作平台的对客定价也有不少在24%-36%区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原则上,金融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利率24%。但通过种种包装手段,在互联网助贷业务中,这个利润丰厚的「灰色地带」一直存在。
然而,根据「9号文」要求,银行不能再只顾自身利率合规,而是要将合作平台所有可能涉及的服务费、手续费等纳入考量,将综合融资成本严控在24%以下。
对不少做惯了高息业务的助贷平台来说,他们既缺乏优质客群,也没有精细化风控能力,这样的定价根本无法覆盖成本。
因此,随着10月1日「9号文」过渡期结束,银行必须披露合作「白名单」,不能再与名单以外公司展开合作,他们只能涌向那些客户基础更好、风控与合规能力更强的「腰部」以上平台。
一个参考数据是,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2024年,互金助贷CR5(即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五大互联网平台)在整体余额中占比达76%。
但截至2025年9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仍超4000家,剔除不需要助贷合作的六大行,以及那些无能力参与互联网助贷的小银行,数量依然不小。
在纯粹「流量逻辑」里,如此不对称的合作格局,注定对中小银行不太友好。
事实上,在过渡期里,已有很多人感受到压力。随着更多资金流入,年化利率24%及以下贷款产品的资金成本随之下降。
换言之,互联网助贷业务的收益率正进一步走低。
着眼于更长市场周期,随着息差持续收窄、风险不断攀升,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光辉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
更何况,互联网助贷在本质上还是借别人「东风」,能走多远、走多久,本就是未知数。
犹记当年渤海银行在招股书中特地提及,「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的巨大潜力」,与领先的第三方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建立了稳健合作关系,以扩大市场份额。
这家最年轻的股份行也确实凭借与蚂蚁、度小满、小米金融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合作,规模增长迅猛。
年报显示,渤海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从2017年88亿元一路飙升到2020年1127亿元,在个贷中占比从7.4%上升至36.3%,而助贷贡献占比持续提升。
凭借消费贷带来的规模扩张与利润增长,2020年,渤海银行顺利登陆港交所。
然而,从2021年起,受互联网贷款政策影响,渤海银行开始逐步压降个人消费贷款规模。2024年末,渤海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规模已降至375亿,同比降幅高达50.6%。同一时间,渤海银行的消费贷不良率增长至惊人12.37%。
如今的渤海银行,股价长期停留在1港元上下,几乎沦为「仙股」。
其最新动态是,将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本息合计698亿债权资产包,其中仅本金就接近500亿,在一级市场上创下近年来最高规模纪录。
还有上海银行,作为曾经的A股明星银行,2016-2018年,上海银行与多家头部互联网平台合作,推动个人消费贷款业务规模迅速扩张,个人消费贷在贷款总额中占比从5%抬升至18.5%,由此也带动了业绩水平和股价的高歌猛进。
但从2021年开始,随着消费贷业务踩下刹车,2020-2022年,其消费贷余额合计压降643亿,拖累整体业绩表现。这使得上海银行在头部城商行排位赛中不断落后的同时,估值也落入上市银行底部区间。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互联网助贷,这个曾让中小银行扶摇直上的「登云梯」,也让他们狠狠摔了一跤。
未来,中小银行面临的将是一个更为分化的市场格局。
8月12日,消费贷「国补」(即《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明确对个人消费贷款进行贴息,但承办机构名单被圈定在国有6大行、12家股份行、微众银行以及蚂蚁消金等4家消费金融公司,而区域性银行并没有拿到「入场券」。
也就是说,大行们仍可凭自身网点优势和资金成本抢夺市场,坐拥庞大流量生态的头部平台也会继续吸纳金融资源。
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前路不易,终究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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