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月之暗面发布的Kimi K2 Thinking模型在多项性能评测中全面压制GPT-5,首次让中国AI模型登上全球冠军宝座。与此同时,小鹏汽车推出的IRON机器人以高度仿真的步态精准还原人类行走姿态。几乎每个季度,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都会展示阶段性的技术突破成果。
然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OpenAI的估值已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特斯拉市值也高达1.3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无论是Kimi还是小鹏,估值都仅有它们的百分之一左右。
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何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始终存在这种难以弥合的估值鸿沟?
即便在关键评测中,中国技术已经实现领先。即便在商业化路径上,中国企业并未落后。即便在资金成本上,中国企业更具优势。但如此巨大的估值差距依然没有明显缩小。
这种差距或许并非市场误判,而是两种估值体系、两种资金结构与两种产业历史之间的结构性断层。
不过,随着中国企业的技术持续向海外溢出,估值差距的收敛可能比预期更快到来。
究竟是中国企业被低估,还是美国企业被高估?这是在Kimi和小鹏发布新品后,创业圈内多位人士共同提出的疑问。
数据揭示了他们的困惑:OpenAI在今年10月估值已达5000亿美元。而月之暗面的估值约在33亿至50亿美元之间,不足其1%。Tesla市值1.34万亿美元,小鹏汽车市值约1900亿港元,仅为前者1.8%。
若认为月之暗面、小鹏仍是OpenAI和特斯拉的“追随者”,不足以相提并论。那么再看宇树科技与Figure AI的对比。
宇树科技在技术能力与商业化进度上均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其估值仅为120亿人民币,而Figure AI最新估值高达3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亿元),宇树估值只有Figure AI的4.4%。
真格基金合伙人戴雨森在8月的一次交流中指出,以Kimi为代表的中国AI团队价值被低估。“外界太容易过早下定论……实际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突破空间远被低估。”可见,这类感慨并非个案,已成为投资圈内反复出现的普遍情绪。
不仅国内投资人如此感叹,海外质疑声也渐起:为何中国AI企业能在资金成本更低的背景下,做出与美国同行水准相当的产品与技术?
回答这一问题,关键不在于论证中国企业是否被低估,而在于探寻被低估的根源。
至少从技术角度看,如此悬殊的估值差距不应出现。Kimi K2 Thinking在多项核心评测中全面超越OpenAI的GPT-5、Anthropic的Claude 4.5等闭源模型。独立评测平台Artificial Analysis将其列为全球第一。因此,技术实力本身显然无法解释估值鸿沟。
商业化路径也非根本差异。例如豆包、Kimi、元宝等均已上线电商业务。同样,今年10月中旬,OpenAI宣布与零售巨头沃尔玛合作,用户未来可通过Chat-GPT直接购买商品。
既然技术与商业模式都不能解释差距,那么真正的分野只能从估值方式本身寻找答案。
中美投资者究竟依据什么为AI公司估值?
2023年底,国内某机构提出了AI大模型公司的估值方法。当时OpenAI正与投资者讨论股票出售,估值在800-900亿美元区间。
该机构分析称,预估OpenAI的稳态年利润为30亿美元/年,以SaaS业务模式,给予30倍PE,估值约900亿美元。然后以OpenAI为天花板,按市场体量差异、终局市占率差距、稳态净利率差距等系数调整,得出中国第一梯队大模型公司估值约600亿人民币。
这一估值逻辑揭示了两个问题:
第一,即便到今年,OpenAI也未能实现稳态年利润30亿美元,数据显示其2025年上半年营收约43亿美元,净亏损135亿美元。但OpenAI估值从900亿美元飙升至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市场并未采用“PE估值”逻辑,而是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
第二,中国市场的大模型公司估值在200亿-600亿人民币之间,可见国内估值正依循该机构的逻辑进行。
这正是两个市场迥异的估值逻辑。
在中国市场,AI公司的估值基于落地效率与产业化兑现速度定价;而在美国资本市场,AI公司的估值逻辑基于未来掌控AI基础层范式的潜力定价。一个面向当前现金流,一个面向未来系统权力。
因此,真正导致资本定价巨大差异的,既非技术实力,也非商业模式,而是上述不同的估值体系。
进一步看,OpenAI的估值锚点是基础模型与AI平台级控制权的争夺。市场对其预期是构建AI世界的操作系统。这不仅源于算法领先,也在于与传统巨头的生态绑定。其商业模式是向全球用户抽取“AI税”。一旦能抽“税”,估值自然享有平台级资产溢价。
而以Kimi为代表的中国AI公司则不同。其估值锚点在于应用层和产品体验,市场预期并非操作系统,而是AI助手。商业模式自然也不是“税”,而是广告、流量与B端大客户服务。
两者比较,一个是AI的操作系统,另一个是AI产品。它们对应的并非同一种资本语言。
类似估值体系也体现在小鹏与特斯拉上。从产品形态看,两家企业都是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公司。但资本市场将特斯拉视为通用机器人的产业革命,木头姐更定义特斯拉为“地球上最大的AI项目”。
而国内资本市场仅将小鹏视为一家制造业公司,即便率先推出IRON机器人,也只被看作车厂延伸出的智能硬件新业务。一个是全球最大AI,另一个仅为车企新业务,估值高低立判。
这种估值体系差异还体现在高端人才收购上。很难想象一位顶尖高校毕业的25岁年轻人能获得5000万美元以上的薪酬包。这笔人力成本账,在中国市场算不过来。
但在美国投资界有独特算法:“如果我能把赚一万亿美元的概率提高1%,那就值100亿美元。”——即便这可能无法兑现,美国资本仍愿相信此类叙事。正如红杉资本David Cahn所言,这是硅谷的“生态系统焦虑症”。
何为生态系统?即对AI世界的定义权。它不仅是单一产品或技术,而是一套被广泛采用的技术与商业模式组合,本质是标准制定权,“我这么做,你也必须按我的方式做”。
因此,美国投资者并不关心OpenAI短期内是否盈利,而关心它能否成为AI世界的“生态系统”。美国资本对OpenAI的高估值,本质上是对这种“定义权”的押注。现金流仅在其估值体系的边缘。
估值体系差异的背后,实质上是LP结构差异。
PitchBook近期发布的报告《主权人工智能:万亿美元前沿》披露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对AI的投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参与了总价值464亿美元的AI风险投资交易,其中433亿美元(超过93%)流向了美国初创公司。
例如,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旗下的Mubadala Capital领投了Crusoe。马斯克的xAI则获得了阿曼和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的支持。这些主权财富基金通常偏好能长期掌控技术秩序的公司,而非短期能产生现金流的公司。
除主权财富基金外,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产业资本等长期资本也是重要出资人。
换言之,美国AI创业公司背后的资本结构天生是“全球化+长周期”的。
而国内资金量则少得多。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1月15日)国内AI产业累计融资金额约480亿人民币,包括市场化VC/PE、国资机构、产业资本。其资金规模更小、期限更短、退出压力更强,自然更偏好现金流可见性高的公司。
但资金属性仅是表层原因,更深层差异源于——历史上谁曾掌握过“范式定义权”。
答案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企业连续三次定义科技范式,这让美国市场形成了“押注定义者而非追随者”的长期主义。
第一次是由微软完成的PC革命。1981年,IBM采用微软DOS作为PC系统,首次将“计算入口”交给微软。1985年,微软发布Windows系统,确立了图形界面交付标准。1995年,Windows95为全球个人电脑构建了统一交付平台。加上Office系列产品,微软最终定义了个人互联网生活与全球商业办公方式。
第二次是由谷歌建立的内容革命。创业初期,凭借PageRank算法,谷歌迅速成为互联网用户获取信息的起点,改变了用户使用互联网的习惯。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普及、YouTube增长、Chrome成为全球最强浏览器,谷歌最终完成了对入口层的全面占领。信息不再自发传播,而是“按谷歌的方式”被组织、排序、传递。
第三次是由苹果创造的移动生活革命。原本手机只是“通信设备”,由诺基亚、黑莓、摩托罗拉统治。2007年发布的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是什么”。2008年的App Store将手机从硬件产品变为“生态系统”,所有开发者必须遵循它的规则、接口和审核流程。从此,苹果掌握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入口权”和“生态秩序”。
这三次定义强化了美国投资人对平台级技术的长期主义信仰。因此,全球资金对OpenAI们的追逐,正是延续了这一信仰的“历史惯性”。
那么中国企业呢?
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仅完成了半次对世界的定义,即新能源领域。
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这三大领域,其产能、价格和材料体系均由中国主导。中国企业是供应链上的规则制定者。
例如,在光伏产业中,中国在硅料—电池片—组件—制造能力上的规模与成本优势,形成了产业级别的“成本曲线定义权”。技术上,无论是PERC、TOPCon还是HJT,这些新技术的迭代节奏全部由中国企业决定。
在动力电池行业,磷酸铁锂、硅碳负极、电解液、隔膜等各个环节均由中国企业把控。韩国市场分析机构SNE Research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持续提升,6家中国企业(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的市占率合计达68.9%。
即使其他国家试图削弱中国企业和供应商的影响力,也不得不遵循中国的价格体系和产能曲线。特斯拉当年依靠中国供应链才起死回生;欧洲老牌公司雷诺汽车也在2024年将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可见,中国企业并非单一技术领先,而是生态化、系统性的领先。
从一级市场视角看,新能源投资也标志着人民币基金的成熟。宁德时代是里程碑,它是人民币基金投出的第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万亿级企业。
宁德的早期投资者君联资本葛新宇曾表示,新能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为世界贡献的工业语言。这正说明中国企业在该领域拥有的范式定义权。
但中国在新能源上并非完全具备软件定义能力,因此只能称为“半次定义”。新能源汽车的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的城市标准、分布式能源的调度与分配等软性层面的标准和规则,仍在角逐中。而AI的发展水平无疑深刻影响着这些软件层面的竞争格局。
因此,从产业发展历程看,中美AI企业的估值差距,表面上是模型强弱之差、LP属性之差,但根本上是“美国企业定义了世界3次”与“中国企业定义了世界半次”之间的历史差距。
当前AI产业的竞争,正是进行中的又一次定义权之争。这场竞争的起点是谁的模型更强大,但终点在于谁能决定“人类未来应如何使用AI”。这不仅是性能竞争,更是系统竞争。英伟达、OpenAI和微软等美国企业之间的合纵连横,正是形成这一系统闭环的缩影。
但历史惯性并不意味着未来必然重演。
红杉资本David Cahn指出,过去所有垄断都是静悄悄完成的。无论是微软还是谷歌,早年间投资界对它们的预期都远小于后续发展。它们今日的全球权力,是所有人的意外。
但如今,AI却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整个资本市场几乎都在押注AI,无论是标普500还是私募股权,全球资本都指向单一方向。因此,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所有人都认为一件事会发生,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或不会按预期模样发生?
这或许可能。最近硅谷的新趋势是投资由顶尖科学家组成的“Neolabs”(新生代实验室),背后的逻辑正是对OpenAI、Anthropic等高度成熟大公司的怀疑——5000亿估值的企业已过于庞大,在技术路径上是否已陷入某种惯性?那么主流之外是否还有新可能?
因此,竞争尚未落定。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模型能主导一切。特别是在中国开源模型的冲击下,应用端公司和个人仍有很多选择。
近期中美模型的下载量数据被刷屏:2023年11月,美国模型在全球下载量中占比超60%,中国模型仅25%。到2025年9月,中国模型新增下载量占比已升至约65%,而美国模型份额降至30%左右。截至2025年10月,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达约5.5亿次,美国模型为4.75亿次。下载量上升表明中国模型可用性提升,这削弱了美国模型的先发优势,增加了未来估值收敛的可能性。
另一个在硅谷流传但未核实的数据是,80%的AI创业公司都在使用中国开源模型。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模型的可用性正被海外市场验证,为后续更深层竞争打开了空间。
因此,回到中美AI企业估值差距这一话题。OpenAI的估值并非仅来自模型能力,而来自其被视为主导下一代交互范式、工作方式和软件形态的可能性。而中国AI范式也在竞争之中,若它能持续从中国向外溢出,让海外市场开始认为中国模式也能“制定标准”,那么估值差收敛可能比想象中更快。
这会发生在何时?
如今硅谷的AI泡沫已成共识。人们开始质疑美国企业是否被高估。或许更清晰的未来,将在这一轮泡沫消化(或破灭)之后显现。
参考资料:1.https://moonshotai.github.io/Kimi-K2/thinking.html?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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