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变革与历史启示：从工业革命到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的迅猛进步，正将我们置于技术革新的关键路口。

近来，硅谷的裁员潮在媒体中持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根据裁员追踪网站Layoffs.fyi的数据，今年已有超过218家科技公司削减岗位，总人数突破11万。在“硅谷10万大裁员”的叙事下，不仅科技从业者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凉意，公众也对AI替代人力产生深切担忧。

从具体原因看，裁员情况各异：既有业务过度扩张后的主动收缩，也有经营压力下的财务调整。部分企业在盈利增长下的反常裁员，被视为AI替代就业的重要信号。实际上，AI在此轮裁员中呈现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催化剂推动实质性组织变革；另一方面因巨大投入预期，迫使企业进行战略聚焦与资源重组。

虽然此次裁员风波并非全由AI引发，但仍透露出警示信号。从个人视角，面对重大技术变革，需尽快提升适应力，成为掌握AI技能的先行者；从社会视角，则需构建制度化的韧性机制，尤其在旧技术体系向新科技生态过渡的“乱纪元”，如何平稳度过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

站在新技术变革的节点，回望工业革命历程，或许能为化解AI冲击带来启发。

卢徳运动与张謇精神

两个世纪前，蒸汽机的轰鸣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取代人类体力劳动，塑造了现代生产与生活节奏。我们今天享有的便捷，都需感谢工业革命的成就——蒸汽机与电力让人类首次掌控自然力量，摆脱沉重体力劳动，获得更多休闲方式。

但在工业革命初期，蒸汽机并未完全被视为进步象征。它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社会转型阵痛。手工业者被迫进入流水线，丧失劳动自主性，收入分配也陷入被动。1811年爆发的卢德运动中，工人们愤怒砸毁机器，以最原始方式反抗技术冲击。

除工人直接冲击外，许多今天讨论的问题当时已初现端倪。1821年，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开始关注机器使用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影响。1839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抨击“机械恶魔”，认为其破坏力将扰乱工人团体。

当工业革命浪潮东传，江苏南通却呈现不同景象。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通过开办工厂践行实业救国；大力发展教育提升居民素质；经商中强调以仁心立业，主张企业发展在于造福社会。他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工人、企业与社区的协同进步。

张謇的举措与当时许多企业相比堪称异类。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他出资购地建设联排住宅；为缓解工作压力，在工业区修建公园供休闲娱乐；为保障健康，创办医务室防病治病。他首创的福利制度、工伤救助与培训体系，让劳动者在接纳新技术的同时，共享发展成果。

同样面对新技术冲击，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激发出“卢徳们”的愤怒；而在南通，张謇将工人、企业与社区利益紧密融合，将企业发展嵌入地方福祉。对他而言，引入机器不仅为提升效率，更为改善生活、促进区域发展。这种兼顾效率与福祉的模式，使南通在数十年间从农业县变为近代工商业名城。

技术革命的变与不变

与过往技术革命相比，智能革命触及更根本问题：当AI开始取代思考，如何确保人的主体性与意义感。尤其在AI扩展速度与广度远超以往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在真实危险来临前拿出解决方案。

工业革命早期，传统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受机器冲击出现失业或转行，但工厂同时创造大量新岗位，吸纳规模空前的产业工人，并引发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以英国为例，1801年城市人口比重为33.8%，到1851年已达50.2%。尽管过程中因工时过长、环境恶劣等问题出现对抗，但由于技术扩散受物理空间制约，社会治理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适应调整。

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陆续颁布法规规范生产：如1833年《工厂法》禁止雇佣9岁以下童工，少年工日工时不超过12小时。此后又出台工伤赔偿法、工会合法化等法律，逐步改善工人待遇与劳动条件。工业革命早期的冲击虽深刻，但社会有足够时间理解、适应与修正，通过协商、立法、教育等机制在阵痛中找到新平衡点。

AI的技术扩散速度与影响范围显然比以往任何革命都更迅速广泛。第一次工业革命普及耗时近百年；电力技术扩散需几十年；信息革命以年月为单位；而AI时代以天为更新节奏，以至有“大模型一天，人间一年”的形象说法。

从标志性产品看，电话发明后50多年，美国才有一半家庭拥有电话；广播吸引5000万听众用了38年。到互联网时代，Meta吸引1亿用户用54个月；移动互联网时代TikTok用9个月；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仅用2个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表明，以AI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促进社会转变，与工业革命相比，“发生速度快10倍，规模大300倍，影响几乎大3000倍”。

从就业影响看，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AI将替代9200万个岗位，同时创造1.7亿个新岗位，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与波兰研究机构的最新联合研究指出，全球四分之一工作岗位可能受生成式AI影响，但最可能结果是岗位转型而非直接取代。

对于AI影响就业的时间节点，DeepSeek资深研究员陈德里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研讨时表示，短周期3-5年可能是人类与AI协作的蜜月期，AI尚无法独立完成复杂工作；中期5-10年，AI取代人类工作的风险上升；长期10-20年，AI可能取代绝大多数人类工作，社会秩序将经历较大挑战。

与以往工业革命相比，人工智能革命在速度、适应性与社会协调难度上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除就业议题外，还涉及认知机制、教育体系、社会保障等。应对此轮技术挑战，不仅需提升个体技术适应力，更迫切需构建新的社会韧性机制，从社会系统再平衡高度整体思考，使社会在高速变革中保持结构与价值秩序稳定。

张謇精神的三重启示

在后AI时代的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AI企业需比以往更积极、主动地探索社会议题解决，并及时反馈于产品责任与伦理规范修订。尤其在从旧技术向新科技迁移的“乱纪元”，旧生产关系失效、新秩序未成，基于AI技术掌控者与使用者的自发自觉意识尤为重要。

从当前实践看，各企业正从不同切入点探索。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开启无条件基本收入（UBI）实验，旨在通过发放基本收入应对AI可能带来的就业危机，让人们在生计缓解后从事更具创意的工作。与萨姆·奥特曼的乌托邦式实验相比，谷歌更侧重理论体系构建。据《商业内幕》报道，谷歌正物色“高级人工智能经济学家”，研究后AGI时代的经济学、稀缺性变化，以及先进AI重塑世界后的权力与资源分配。

这种对技术影响与社会议题的积极介入，与百年前张謇的工业实践异曲同工。在具代际效应的技术变革期，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内核，仍具重要现实启迪。

首先是发展为先的使命追求。张謇作为清末状元，弃文从商、开办实业，源于在外考察时看到工业化普及带来的差距。在民族工业荒芜年代，他创办纺织、面粉、造纸等二十余家企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社会进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也是科技企业应承担的时代使命。AI突破不仅关乎技术本身，更关系产业升级、社会活力与国家长期竞争力。对科技企业而言，更强大的模型、更普惠的基础设施、更开放的生态体系，既是自身竞争需要，也是为社会经济注入新增长动能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只有对比工业革命早期的生产条件，才能体现张謚开创的员工福利超前性——建宿舍、修公园、提供医疗检查，在当时均被视为徒增成本的不必要措施。但张謇反对将工人视作抽象、封闭的个体，而视其为社会关系存在，强调以己心体恤他人心。

这种基于爱人、亲仁延伸出的对人的尊重，在当下AI时代，特别是旧体系向新生态过渡过程中，仍具重要方向指引意义。AI发展不能偏离人的主体性与尊严，技术再先进也必须服从人的价值与利益。以人为本，不仅意味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更意味在技术设计与应用之初就加入“人本”价值观考量。

第三是社会共生的发展逻辑。张謇对南通的带动，可视为工业时代企业—社会共生发展理念的最早实践之一。在工业基础薄弱年代，他以大生纱厂为起点，逐步带动交通、教育、医疗、商贸、城市规划等全方位建设，几乎达到一企带一城的效益天花板。AI时代的社会共生，则呈现更广域、系统与结构性特征，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业一企，而是跨越产业、文化、治理乃至全球智能社会秩序的系统性生态，其目标是推动形成更加丰裕、可持续的智能社会。

在AI快速变革的今天，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为汲取企业家应有的责任担当，更为在新一波剧烈技术浪潮中，从其精神内核寻求一种能协调技术进步与社会福祉的智慧。其在企业经营中所展现的新产业创新、人本精神与共生理念，对解决今日AI议题依然具有深刻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