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输出地’困境何解？

日前，备受关注的两院院士增选名单揭晓，江西媒体随即发声“求解”，指出作为典型的院士输出省份，江西对于本地籍院士资源“回归”的期盼尤为强烈。

所谓“院士输出地”，意指院士的出生地或籍贯与其长期工作地存在“不匹配”现象。以江西为例，当地不完全统计显示，此次新增的赣籍院士共6人。而在此前的有效候选人名单中，江西籍超过40人，但绝大多数均在外省工作。

“十四五”规划将创新置于核心地位，院士增选结果常被视作中国科技实力和人才布局的“晴雨表”。回顾过去五年，全国31个省份累计新增三批共418名两院院士（不含外籍），从工作单位所在地分布看，呈现“北京遥遥领先，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紧随其后”的集聚格局。

拉长时间维度观察，江苏、湖南、河北、河南等省份均存在显著的院士籍贯与工作地“错位”问题，诸多“院士之乡”因缺乏本地高端科研平台而陷入人才“净流出”的窘境。

在人才“留住”与“用好”的博弈中，各地区应当如何破解院士引育瓶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院士去哪了？

11月21日，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共144人当选，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分别新增73人和71人。从地域分布看，多个省份实现历史性突破——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的“高地”，北京此次表现依旧强劲，共有65人当选，涵盖两院全部学部，当选人数蝉联全国榜首。目前，在京院士总数已达885人，占全国院士总量的46%。

山东此次有8人当选（5位两院院士、3位外籍院士），总数超过前两轮之和（2021年3人、2023年3人），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增选10人），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佳纪录。

湖北同样迎来“大丰收”，当地媒体报道显示，本次该省共有11位专家当选院士，首次突破两位数，创下历史新高。作为高教强省，武汉大学贡献3位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则新增2位（包括湖北首位外籍院士），成绩斐然。

从更长时段审视，“十四五”期间两院院士增选共进行三轮（2021年、2023年、2025年），总计418人。以工作单位所在地计，新增院士几乎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区域人才分布呈现出“头部高度集聚、中部加速崛起”的态势。

（注：统计口径以名单公布的工作单位所在地为准，不考虑部分院士的兼职情况。例如，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赵书红教授此次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其同时担任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但按照名单公布单位计入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所在地。）

其中，北京以绝对优势领先，三轮累计新增171人，占全国新增总数的40%。北京之后，上海、江苏、湖北、广东共同组成院士区域分布的“第二梯队”。

具体来看，上海、江苏作为传统人才高地，新增院士分别为36人、30人，位列全国第二、三位。湖北、广东紧随其后，分别新增22人、20人，前者依托高校集群的科教优势，后者凭借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共同彰显了“科教”与“经济”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陕西、四川、湖南、浙江等科教重镇，过去五年新增院士数均超过10人，构成了院士分布的“腰部力量”，为全国科研人才梯队提供重要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出自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但这一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今年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来自民营企业的科学家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比亚迪首席科学家廉玉波、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金发科技首席技术官黄险波3人当选，刷新了中国工程院成立以来民营企业院士当选人数的纪录。

对此，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科技人才占比的提升，将有力促进产学研融合，加速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

“输出地”困境

院士增选名单揭晓后，一场席卷全国的“院士归属热”迅速蔓延。各地在为本土培养出的顶尖人才骄傲的同时，更流露出对院士“回归故里”的热切期盼。

“您是从洞口走出的杰出人才……我们期盼您常回家乡，为故土发展献计献策。”“您自乐平启航……热切盼望您常怀桑梓之情，常回乐平走走，一如既往关心家乡建设。”

日前，湖南洞口县、江西乐平市分别向新晋院士尹周平、骆广生致贺信，字里行间透露出地方政府对高端人才赋能地方发展的强烈渴望。

这份期待背后，隐藏着一个普遍却引人深思的现象：多数院士的籍贯地与工作地存在“错位”，人才外流问题十分突出。

据上观新闻引述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数据，截至目前，湖南籍院士达178人，但在湘工作的院士仅116人。以“工作地/出生地”计算流动比（>1为净流入，<1为净输出），湖南的流动比仅为0.65，人才净输出特征明显。

而此前发声“求贤”的江西，院士输出程度更为严峻，流动比低至0.47。正如当地媒体所言，江西作为院士输出大省，大量赣籍院士在外省建功立业，“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突出。

事实上，这一困境并非中西部省份的专利。河北籍高端人才众多，但回省效力的比例偏低。媒体公开报道亦显示，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强省同样面临院士人才外流问题，甚至形成了一批“有籍无士”的“院士之乡”。

与上述“输出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上海虽拥有全国最多的高层次人才，但本地籍贯的顶尖人才占比并不高，属于典型的“人才净流入”地区。

为何“院士之乡”反而留不住院士？

秦尊文认为，院士人才的供需在区域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从供给端看，人口大省按基数往往培养出更多院士；从配置端看，院士资源按照科技强国战略进行“全国一盘棋”布局，科技创新中心会集聚更多顶尖科研力量。供需错配最终导致部分省份院士“只出不进”。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人才分布不均衡的“马太效应”正有所缓解。天津工业大学唐家龙副院长曾发文指出，近年院士增选结果显示，人才区域集中的趋势已出现松动迹象。

他建议，各地应围绕“四个面向”，深挖自身特色优势，构建不可替代的科研与产业生态，从而形成对顶尖人才的持久吸引力。

引人与用人

在区域人才竞争白热化的当下，“江西之问”已成为所有“院士输出地”的共同考题：如何突破先天资源约束，破解人才错位困局，实现从“人才输出”到“人才集聚”的跨越？

2025年院士增选结果中，江苏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公认的“院士产出第一大省”，江苏近年来正逐步向“院士集聚地”转变，为破解全国性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长期以来，江苏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数量相对不足，院士“籍贯-工作地”错位问题亦存在。但这并未妨碍江苏成为院士集聚高地，本次增选后，江苏两院院士总数达到122人，稳居全国第三。

山东同样实现显著跃升，2025年新增8位两院院士，“十四五”期间住鲁院士从86人增至165人，接近翻番。高端人才的集聚，离不开扎实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苏鲁两省均以顶层设计为顶尖人才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江苏院士的科研工作紧密对接产业应用需求，如东南大学洪伟教授深耕毫米波理论与芯片技术，南京大学施毅教授长期专注微电子及人工智能算法研究。

山东则聚焦“战略赛道”引进顶尖人才。新增的8位院士研究方向涵盖原子核物理、信息电子、海洋生态、纳米材料、密码学、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与山东区域创新战略高度契合。

以海洋领域为例，公开报道显示，伴随山东海洋强省战略实施，目前全职在鲁工作的海洋领域院士已达22人，占全国海洋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一。

秦尊文指出，实践表明，区域对院士的吸引力并非仅靠国家级平台的“先天优势”，更在于政策、产业、生态的“后天协同”。他建议各地立足自身禀赋，聚焦细分前沿领域，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竞争力，让人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同时，要构建阶梯式政策支持体系。既要有对顶尖人才的“顶格资助”，解决科研启动与团队建设资金难题，也要有面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支持”，例如设立产业基金、建设中试基地，降低产业化门槛。

此外，还应强化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消除人才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