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投资热潮启示：中国民间投资政策需聚焦新科技领域

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促进民营资本投资的政策需适时优化重点，科学设定“红绿灯”机制，使那些敢于投资、具备投资能力且有意愿投资的企业，肩负起新增投资的主力角色，成为在新科技竞技舞台上取得突破的核心力量。

虽然美国AI（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存在泡沫仍需时间验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AI引领的大规模投资已经对美国整体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2025年的前两个季度，投资对美国GDP的拉动作用达到了每季度年化1个百分点，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峰值。在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中，消费历来是主导力量，然而2025年AI驱动的投资异军突起，使得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罕见地接近消费水平。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数据中心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引领本轮投资浪潮的是美国的顶尖科技企业。2025年第二季度，美股“七姐妹”（包括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Meta和特斯拉）的资本支出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相比三年前同期翻了一番，年增长率约为65%。据预测，2025年全年美国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估计，从2025年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投资总额将逼近3万亿美元，其中科技巨头贡献约1.4万亿美元。

这堪称美国版本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只不过其主体是私营企业的投资。

面对如此巨额的资本支出，科技巨头们灵活运作，积极调动各类金融资源。近两个月内，Meta、甲骨文和Realty Income在投资级债券市场累计融资750亿美元，这一数额不仅是疫情前年均融资额的两倍，也远超2015至2024年间该行业年均32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甚至对投资级债券的收益率产生了上行压力。OpenAI、英伟达和甲骨文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不仅为市场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同时埋下了更大的风险隐患。

此外，科技企业还构建了多种复杂的融资架构，将部分投资移至“表外”，旨在减轻对当期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以Meta为例，其为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超大数据中心量身定制的融资方案，融合了股权、债券和项目融资等多种手段：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出资30亿美元与Meta共同设立合资企业，持有80%股权；该合资企业随后发行270亿美元债券为数据中心建设筹资。为避免该租赁协议被计入长期负债，Meta在合同中保留了每四年可终止租赁的选择权；作为补偿条件，Meta承诺如果行使退出权，将向投资者支付足以弥补全部损失的赔偿。类似的设计也出现在OpenAI、xAI等企业的大型算力中心项目中。

这种模式虽然极大地提升了融资效率，但也引发了风险忧虑。一方面，并非所有科技巨头都像谷歌、微软那样拥有雄厚的现金储备和强劲的经营性现金流；另一方面，市场普遍担忧AI技术的实际进展和应用效果可能不及预期。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领域可能重演千禧年科技泡沫的破裂，甚至更为严峻——以数据中心为基础资产的表外融资或许会引发类似2008年房地产危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美国AI投资经受泡沫考验之际，中国的民营资本投资却遭遇了不同性质的困境。长期以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民间投资一直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关键组成部分，占比超过50%，并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拖累，民间投资持续下滑，增速由正转负，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已跌破50%。

为了刺激民间投资，政府相继出台了“民营经济36条”、“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及“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施》），政策力度持续加大。尤其是新近发布的《若干措施》，明确在铁路、核电等关键领域，民间资本的持股比例可超过10%，并鼓励采购单位将针对民营企业的合同预付款比例提升至合同总额的30%以上。

这些政策精准地瞄准了过去民间投资的症结所在。但结合近期美国的AI投资热潮，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新的方向与思路。

第一，过去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重心在于“清障”，即拆除各种隐形的“铁门”、“玻璃门”，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铁路、核电、水电等传统上由国企主导的领域。这不仅是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这些行业运营效率的必要手段。

然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更为广阔的投资空间，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投入风险，这与民间资本的风险偏好特性高度契合。因此，促投资政策应当在“清障”基础上，投入更多精力支持民间资本“拓荒”，为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创造有利机会和条件。

第二，各行业所处的周期节点各不相同，许多与房地产紧密相关的行业仍处于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在此阶段无论推出何种政策，最多只能加速这些企业的修复进程，而难以驱动投资扩张。因此，促投资政策应将重点聚焦于那些具备能力、拥有意愿且处于扩张周期的企业，竭尽全力为其创造发展空间。

本轮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的主力是科技企业，这些企业普遍具备较高的利润率、充裕的现金储备和可观的市值，其业务与AI高度相关，能够直接从技术演进中获益。它们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大幅增加资本支出。类似地，中国也有一批具备实力和意愿在AI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科技公司，应尽可能为这些企业释放投资空间。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在投资中的关键作用。“金融+科技”的双轮驱动为美国AI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数千亿乃至数万亿美元的投入证明美国依然具备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在有望获得高额利润的新兴市场，美国私营企业展现出极强的金融资源调动能力。

中国的民间投资长期以来依赖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在此体系中，地方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通过财政资源扶持新兴企业落地、支持头部企业发展，还为这些企业从银行获取信贷提供某种形式的“增信”。在房地产和“新三样”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这一模式功不可没。然而，在构建统一大市场和化解地方债务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值得高度关注。

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为新兴投资领域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合理的融资模式，将成为提振民间投资的核心。其中，一些新型金融工具可以先行试点再逐步推广，例如以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第四，应容忍适度的风险与泡沫。尽管对美国AI投资泡沫的质疑从未停歇，但新技术的探索必然伴随试错，只要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泡沫破裂后市场仍能重获生机。不能因噎废食，因惧怕泡沫而束缚所有创新尝试。一个毫无泡沫的市场，往往也丧失了培育创新的沃土。

对于民间投资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在金融监管完善的条件下，民间投资的优势在于“自负盈亏”，从创新探索的角度看，让民间资本挑大梁，社会整体承担的成本更低。因此，一方面要强化风险防范，构建防火墙阻止风险蔓延，另一方面也应在监管和风控上保留适度的“风险敞口”。

归根结底，之所以要促进民间投资，不仅是为了在总量上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在于民间投资具备显著的效率优势和创新挖掘能力。因此，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需进一步调整重心，科学设置“红绿灯”，使敢于投资、能够投资、愿意投资的企业肩负起新增投资的重任，成为在新科技赛场上取得突破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