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6月举办的欧洲电池展上,大众集团旗下电池公司PowerCo的首席运营官塞巴斯蒂安·沃尔夫毫不掩饰地向同胞们指出,欧洲在动力电池领域已被东亚远远抛在身后[1]:
我们从老师变成了学生。
加入大众之前,塞巴斯蒂安·沃尔夫曾在博世历经技术磨炼,在孚能科技积累业务经验。他此番言论的背景是,欧洲电池企业接连倒闭,2020年至今,中国电池制造商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从10%飙升至65%,仅宁德时代一家就独占45%。
作为动力电池行业的资深人士,塞巴斯蒂安·沃尔夫可谓感同身受,痛心疾首。
塞巴斯蒂安·沃尔夫在欧洲电池展上发表演讲
欧洲汽车制造商在电动化转型上步伐缓慢,但在动力电池赛道,欧洲却起步甚早、决心坚定、投入巨大。动力电池既承载着减排环保的使命,又肩负着欧洲汽车工业再创辉煌的希望,可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过去数年间,欧洲大陆围绕动力电池大规模生产,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制造业复兴运动,过程艰苦卓绝、创业维艰,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欧洲本土制造的量产电芯仍为零。
当前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名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日韩企业占据四席,前十家企业合计市场份额接近90%。
如果说智能化领域失利是因为欧洲缺乏计算机产业根基,那么在电池领域,欧洲既有工业基础,又有全产业链下游的大力扶持,为何历经多年仍一事无成?
欧洲对动力电池的大规模投资始于2017年10月,当时欧洲电池联盟(EBA)横空出世。彼时特斯拉刚刚把车造明白,中国新势力尚未摆脱PPT造车的质疑,而欧洲已将电动化转型提上日程。
更直接的动因是宁德时代的快速崛起。
三元锂电池长期由日韩企业主导,但凭借三元锂技术崛起的宁德时代在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动力电池生产商,这深深刺痛了欧洲的神经。EBA迅速撰写报告,指出仅具备组装能力远远不够,必须掌握电芯生产的核心技术[2]。
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40%,而电芯又占电池系统成本的60%,掌握电芯生产就意味着掌握了电池价值链的大部分附加值。
在燃油车时代,欧洲车企牢牢掌控发动机、变速箱等高附加值部件,构筑起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和丰厚利润。同样,电芯生产对于欧洲掌握电动化主导权至关重要。
EBA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宁德时代超越日韩的成就,但随即话锋一转,称宁德时代主要依靠中国政府补贴而非技术实力,并发出灵魂拷问:如果不存在重大技术壁垒,欧洲为何不能加入这场竞赛?
为鼓舞士气,EBA在报告中列举了欧洲的三点优势:
第一,尽管欧洲劳动力成本较高,但电芯生产高度自动化,东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难以体现。
第二,电芯生产要实现规模效应,离不开下游车企的订单支持。而欧洲最不缺的就是老牌车企,电池厂商完全可以放手扩产。
第三,中国新能源市场的规模很大程度上依赖补贴,既然中国人能补贴,欧洲自然也可以,难道欧洲缺钱吗?
此外,EBA的宏伟蓝图还有一个现成的模板:空客。
上世纪70年代,英法德联合发起大型客机项目“空中客车”,集多国之力打破了波音对民航大飞机的垄断。EBA的角色与此类似,即通过跨国组织整合欧洲各国产业链,集中攻克动力电池量产。
EBA在前奔走,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在后提供补贴和融资,欧洲制造的大幕徐徐拉开。德国作为欧洲汽车工业的火车头,也积极发挥模范作用。欧洲每15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中,就有德国的5亿欧元[3]。
欧盟电池生态系统示意图
在EBA召集的各路英豪中,有两个备受瞩目的项目:一个是北伏(Northvolt),另一个是瓦尔塔(Varta AG)。
Northvolt由特斯拉前供应链副总裁彼得·卡尔松创立,定位电池原材料—电芯生产—电池回收全产业链,融资速度和规模令人咋舌,短短数年便积累超过150亿美元身家,大众、宝马、西门子纷纷注资。
到2022年底,Northvolt手握的订单规模已超500亿美元。
Varta则是成立于19世纪的“活化石”,曾供应全球约五分之四的铅酸电池,后因成本不敌日韩电池厂,转型微型电池,意外进入苹果供应链,成为AirPods Pro的电池供应商。
2020年,Varta成为首批通过IPCEI(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认证的电池企业,凭借德国3亿欧元补贴高调进军动力电池,并迅速拿下保时捷订单。
一个是众星捧月的明星初创,一个是家大业大的百年老店,两个背景迥异的企业,最终走向了相似的结局。
去年11月,Northvolt申请破产保护,公司账上仅剩3000万美元现金,而债务高达58亿美元。巨额债务让瑞典政府望而却步,将难题甩给了欧盟。
按照Northvolt的规划,首座工厂应于2021年投产,2026年实现整体盈利,2030年产能达到150GWh。然而直到2023年秋,实际电池产量还不到初期规划的0.5%,且因电池质量不佳,被大客户宝马取消订单。
今年3月,Northvolt正式申请破产清算,剩余资产被美国锂硫电池企业Lyten打包收购。
这个草台班子的倒塌,给高盛投资留下了史诗级污点,为豪掷千金的欧洲车企发了一张政治正确的赎罪券,也给欧洲电池自主的梦想泼了一盆冷水。
如果说Northvolt是一座功亏一篑的烂尾楼,那么Varta堪称欧盟官僚主义的牺牲品。
作为一家百年电池制造商,Varta于2018年开始研发动力电池,2021年推出首款适配混动车型的21700电芯V4Drive,成功搭上保时捷电动化的便车。
2022年,在Varta研发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时刻,苹果为AirPods Pro引入二供三星SDI,东亚铁拳将Varta股价腰斩;与此同时,电池原料碳酸锂价格暴涨,利润受损加上成本激增,Varta陷入现金流危机。
据德媒报道,由于缺乏产能建设资金,Varta的诸多谈判陷入僵局[4]。此后,“重组”成了Varta的关键词。
去年7月,Varta因一笔5亿欧元的债务申请破产重组,作为唯一的车企客户,深陷转型泥潭的保时捷勒紧裤腰带注资3000万欧元,才将Varta勉强拉出ICU。
接二连三的破产事件后,催促欧盟尽快拨款成了欧洲电池公司的日常。
今年3月,欧洲多家电池组织联名致信欧盟,将问题归咎于欧洲资助的三大弊端[5]:资金规模不足、审批效率低下、产出成效有限。随后,以PowerCo为首的三家公司CEO集体发声,敦促欧盟加快行动。
通常,电池公司在欧盟体系内获取补贴的渠道有三个:基于IPCEI框架的国家援助、欧盟创新基金、地平线欧洲计划。但从公开信息看,Varta前期只收到德国政府的3亿欧元补贴,来自欧盟的支持几乎为零。
动力电池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研发投入大、工厂建设周期长,一步落后便步步被动。加之盈利周期漫长,没有雄厚财力很难坚持。
客观而言,财政补贴往往与泡沫并存,但补贴的定位应是发动机而非安全带。若过分恪守财政纪律,难免稀释效率,Varta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据彭博社去年统计,计划在欧洲建设的16家工厂中,已有11家推迟或取消。其中奔驰合资电池公司ACC已放弃新建工厂,大众PowerCo也收缩了全球扩张计划。
Varta的动力电池业务被保时捷收入囊中,更名为V4Smart,其电池用于新款混动911 Carrera GTS。考虑到保时捷自身也在过冬,电池业务的命运充满变数。
彭博社去年的报道截图
补贴是欧洲电池公司面临的唯一问题吗?恐怕未必。去年9月,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在播客中为欧洲同行Northvolt送上了一句毫不客气的评价:
“如果他们尝试扩大生产规模,会面临利用率问题,之后可能出现可靠性问题,两三年后就会出现安全问题。”
幸运的是,Northvolt没能撑到扩产就倒闭了。
过去20年,欧洲曾两度接近电池自主的目标,却遭遇了两次上下游“需求错配”。
第一次发生在电动车起步期,电池产能跑在了需求前面。
以汽车大国德国为例,2007年德国就将锂电池列入“高科技战略”项目,比中国的“十城千辆”计划还早。2009年,欧盟开始实施强制性二氧化碳排放标准,为电动车铺路。
2012年,首款搭载德国产电芯的Smart Fortwo纯电版交付,供应商为戴姆勒与Evonik的合资公司Li-Tec Battery,模组和电池包由另一家合资公司Deutsche Accumotive制造,纯正德国血统。
当时动力电池市场仍由日韩主导,宁德时代刚在宝马指导下完成电池交付。换言之,欧洲动力电池的产业化起步并不晚于中国。
2012款Smart Fortwo电动车
但问题出在需求端:当时的电动车除了环保,其他方面全面落后于燃油车。
以当年的宝马i3为例,曾搭载被讥为“脱裤子放屁”的增程技术,零百加速近8秒,续航不足300km,售价却高达50万元,需求可想而知。
宝马第一代i3
下游需求不振,电池生产的规模效应难以实现,戴姆勒的电池工厂于2015年关闭。但同期,东亚厂商却在疯狂扩产,2017年宁德时代登顶动力电池装机量冠军,全球电动车销量突破100万辆,欧洲人斗志重燃。
事后看来,欧洲的最佳机会在2019年。当时奔驰和奥迪因LG电池产能紧张推迟电动车交付,只得一边与韩厂签订长单,一边押注本土电池公司。
到2020年,欧洲电动车销量逼近140万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车市场,形势一片大好。但第二次错配恰恰出现在电动车快速渗透阶段,电池产能建设追不上需求。
文件发了,政策给了,电动车型紧锣密鼓研发了,欧盟千算万算没算到Northvolt掉链子。随着Northvolt破产、纯电动车销量低迷、欧盟放宽碳排放规则,欧洲电池自主的目标已然折半。
2020年后,中国新能源市场爆发,渗透率全球领先,锂电池规模效应迅速释放,欧洲在客观上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目前,中国企业在欧洲电池市场的份额升至65%,东亚厂商整体份额接近99%。
中国电池企业在欧洲份额从2020年<10%升至65%,宁德时代占45%
2018年宝马与宁德时代在德国合作建厂,恰逢老牌Tier 1博世终止投资多年的电芯研发计划,《德国之声》报道称[7]:德国车企认为电池最终会成为附加值极低的工业品,不影响品牌价值。
但事实是,时至今日动力电池仍是电动车附加值的核心,宁德时代的利润率超过多数车企。
另一方面,欧洲车企在燃油车时代的高利润率,源于对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技术的掌控,自己只做高附加值环节,将低附加值环节“分发”给第三世界国家。
但在动力电池领域,正负极、电解液、隔膜等环节历经多年东亚竞争,市场份额几乎尽归中国企业,中国已成为原材料—电芯—电动车的最大生产国,欧洲企业理想中的“分发”无从实现。
一没有上游产业链支持,二没有下游需求拉动,复兴电池制造显然是超纲任务。
四缸发动机造型的宝马总部大楼,1972年竣工
欧洲电池联盟的复兴计划问世七年后,一份新的《欧洲汽车行业行动计划》于今年3月出炉,提出了一系列本应在过去七年完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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