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技术变革与社会责任：从卢德运动到张謇精神的启示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使我们再次置身于技术变革的关键节点。 

近期，源自硅谷的裁员潮持续引发媒体热议。根据裁员追踪平台Layoffs.fyi的数据，今年迄今已有超过218家科技企业宣布裁员，累计影响人数突破11万。在“硅谷10万大裁员”的叙事框架下，不仅科技从业者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寒意，公众对AI取代人工的忧虑也日益加深。 

从裁员的具体动因来看，各家公司情况各异：既有业务过度扩张后的主动收缩，也有经营压力下的被动调整。部分企业在盈利增长背景下仍采取非常规裁员，被外界解读为AI替代人力的重要信号。实际上，AI在此轮裁员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催化剂，确实在加速企业组织结构的深度变革；另一方面，AI带来的巨大投入预期，迫使企业进行必要的战略聚焦与资源重组。 

尽管此次裁员潮并非完全由AI驱动，但其中仍透露出值得警惕的信号。从个体层面看，面对重大技术变革，亟需提升自身适应力，成为掌握AI技能的先行者；而从社会层面看，则需要构建制度化的社会韧性机制，尤其是在从旧技术体系向新科技生态演进的过程中，如何平稳度过技术变革的“乱纪元”，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 

站在新技术变革的潮头，回望历次工业革命的历程，或许能为我们化解AI冲击波提供别样的启示。 

卢德运动与张謇精神

两个世纪前，蒸汽机的轰鸣声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机器开始替代人类体力劳动，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节奏。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便捷生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蒸汽机与电力的应用，使人类首次大规模驾驭自然力量，不仅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获得了更多休闲与娱乐的可能。 

然而在工业革命初期，蒸汽机的出现并非全然被视为进步的象征。它虽带来生产效率的飞跃，却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阵痛。许多手工业者被迫进入流水线作业，不仅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性，在收入分配中也处于被动地位。1811年爆发的卢德运动中，工人们愤怒地砸毁机器，以最原始的方式抵抗技术带来的冲击。 

除了工人的直接反抗，我们今天探讨的诸多问题，在当时已初现端倪。1821年，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开始关注机器使用对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影响。1839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则对所谓的“机械恶魔”提出批判，认为其破坏性力量将扰乱整个工人群体。 

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至东方，江苏南通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通过兴办工厂践行实业救国理想；大力发展各级教育，提升本地居民素质；同时在经商中秉持以仁心立业的理念，强调企业发展当造福社会。他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工人、企业与社区的共生共荣。 

张謇的做法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多数企业相比，堪称另类。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他亲自出资购置土地，为工人建设联排住宅；为缓解工作压力、疏导情绪，他在工业区修建公园供工人休闲；为保障工人健康，他还创办医务室提供医疗防治。他最早设立的工人福利制度、工伤救助与教育培训体系，让劳动者在接受新技术的同时，也能共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同样是面对新技术冲击，在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激起了“卢德分子”的愤怒；而在江苏南通，张謇却将工人、企业与社区的利益紧密联结，把企业发展融入地方整体福祉。对张謇而言，引入机器不仅为提升效率，更要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促进区域发展。正是这种兼顾效率与福祉的模式，使南通在短短数十年间从传统农业县蜕变为远近闻名的近代工商业城市。 

技术革命的变与不变

与以往历次技术革命相比，今天的智能革命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劳动时长、报酬高低、环境优劣等福利问题，而是触及更根本的层面：当AI开始取代思考，如何确保人的主体性与意义感。尤其在AI扩展速度与广度远超以往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在真实危机到来前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工业革命早期，传统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虽受机器冲击而失业或转行，但工厂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新岗位，吸纳了规模空前的产业工人，并引发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以英国为例，1801年城市人口占比33.8%，到1851年已达50.2%。尽管过程中因工作时长、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出现对抗，但由于技术扩散受物理空间制约，社会治理仍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适应与调整。 

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陆续颁布法规规范生产：1833年《工厂法》禁止雇佣9岁以下童工，少年工每日工时不得超过12小时；此后又出台工伤赔偿法、工会合法化等法律，逐步改善工人待遇。工业革命早期的冲击虽深，却留给社会足够的时间去理解、适应与修正，通过协商、立法、教育等机制在阵痛中寻找新平衡。 

AI的技术扩散速度与影响范围，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持续近百年；电力普及虽有所加快，仍需几十年周期；信息革命后，技术扩散开始以年、月为单位；而AI时代则以天为节奏迭代，以至于业内流传“大模型一天，人间一年”。 

从标志性产品看：电话发明后，美国家庭普及率过半耗时50多年；广播吸引5000万听众用了38年；而互联网时代，Meta吸引1亿用户仅54个月；移动互联网时代，TikTok用时9个月；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仅用2个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以AI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正推动社会重大转变，相比工业革命，“速度快10倍，规模大300倍，影响几乎大3000倍”。 

就业方面，世界经济论坛《2025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AI将替代9200万岗位，同时创造1.7亿新岗位，净增7800万。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与波兰研究机构的最新联合研究表明，全球四分之一工作岗位可能受生成式AI影响，但最可能的结果是岗位转型而非直接替代。 

关于AI影响就业的时间节点，DeepSeek资深研究员陈德里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3-5年短周期内，人类与AI将处于协作蜜月期，AI尚无法独立完成复杂工作，需人类协助；5-10年中期，AI取代人类工作的风险将上升；10-20年长周期，AI可能取代绝大多数人类工作，社会秩序面临较大挑战。 

与工业革命相比，人工智能革命在速度、适应性、社会协调难度上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除就业议题外，还涉及人的认知机制、教育体系、社会保障等。因此，应对此次技术变革，不仅需提升个体技术适应力，更迫切要求构建新的社会韧性机制，从社会系统再平衡的高度整体思考，使社会在高速变革中保持结构与价值秩序的稳定。 

张謇精神的三重启示

在后AI时代的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AI企业需比以往更积极主动地探索社会议题的解决，并及时反馈于产品责任与伦理规范的修订。尤其在从旧技术向新科技迁移的“乱纪元”，旧生产关系失效、新秩序尚未形成，技术掌控者与使用者的自发自觉意识变得尤为重要。 

当前，各家企业正从不同切入点进行尝试。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启动了无条件基本收入（UBI）实验，旨在通过基本收入缓解AI可能引发的就业危机，让人们在生计无忧后从事更具创意的工作。与奥特曼的乌托邦式实验相比，谷歌更倾向于理论构建。据《商业内幕》报道，谷歌近期正物色一名“高级人工智能经济学家”，探索后AGI时代的经济学、稀缺性变化，以及先进AI重塑世界后的权力与资源分配。 

这种对技术影响与社会议题的积极介入，与百年前张謇的工业实践异曲同工。在具有代际效应的技术变革期，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内核，仍具重要现实启迪。 

首先是发展为先的使命追求。张謇作为清末状元，弃文从商、兴办实业，源于外出考察时目睹工业化带来的差距。在民族工业一片荒芜的年代，他创办纺织、面粉、造纸等二十余家企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社会进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也是科技企业的时代使命。AI突破不仅关乎技术本身，更关系产业升级、社会活力与国家长期竞争力。对科技企业而言，更强大的模型、更普惠的基础设施、更开放的生态体系，既是竞争需要，也是为社会经济注入新增长动能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对比工业革命早期的生产条件，方能体会张謇员工福利的超前性——建员工宿舍、修休闲公园、提供医疗卫生检查，在当时看似徒增成本。但张謇反对将工人视为抽象、封闭的个体，而将其看作社会关系的存在，强调以己心体恤他人心。 

这种基于爱人、亲仁延伸出的对人的尊重，在当下AI时代，尤其是旧体系向新生态过渡中，仍具方向指引意义。AI的发展不能偏离人的主体性与尊严，技术再先进也必须服从人的价值与利益。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更要求在技术设计与应用之初就融入“人本”价值观的考量。 

第三是社会共生的发展逻辑。张謇对南通的带动，可视为工业时代企业—社会共生理念的最早实践之一。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年代，他以大生纱厂为起点，逐步带动交通、教育、医疗、商贸、城市规划等全方位建设，几乎达到一企带一城的效益天花板。AI时代的社会共生则呈现更广域、系统、结构性的特征，不再局限于地域、产业或企业，而是跨越产业、文化、治理乃至全球智能社会秩序的系统性生态，目标是推动形成更加丰裕、可持续的智能社会。 

在AI快速变革的今天，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为汲取其责任感担当，更在于从精神内核中寻求协调技术进步与社会福祉的智慧。他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展现的产业创新、人本精神、共生理念，对解决当下AI议题仍具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