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简史》书评：演化视角下的智能与经济学

在阅读完麦克斯·班尼特所著的《智能简史：进化、AI与人脑的突破》（以下简称《智能简史》）后，我深受震撼。长久以来，我始终被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困扰。这反映出我的认知体系中存在关键性的空白。尽管这本书并未彻底填平这些空白——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做到——但它无疑为我后续的思考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乍看之下，这本书似乎与经济学、管理学并无直接关联。它聚焦于智能，但并非人工智能，而是人类的智能，即人脑智能。更精确地讲，它探讨的是人类智能的演化发展过程。

一位经济学者的迷思

我的学术重心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由众多独立个体构成的社会。因此，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类似，对人类行为规律的探讨成为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经济学中，分析个体行为时通常采用理性人假设。这一范式的核心框架简洁明了：首先，将人类行为视为选择，即有意识的决策过程；其次，假设这些选择是“理性”的，每个人如同精于计算的机器，能精确识别外部约束，并选出最符合自身偏好的选项；最后，假定个人偏好是“稳定的”，既不会轻易改变，也不存在本质差异。

这一范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推动了经济学向经验科学迈进。人类行为是可观察的，约束条件也是可测的，而主观偏好或价值观则难以观测。若将偏好视为可变或因人而异，那么任何行为都能归结为偏好的变化或差异。例如，有人做出损害他人的行为，可解释为其偏好于看到他人受苦；而有人选择利他，则可解释为其偏好助人为乐。如此一来，一切行为都能被解释，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任何行为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不出所料，这一研究范式遭遇了诸多质疑。批评者中不乏知名学者，包括那本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长盛不衰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作者、自视甚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

演化论的辩护与局限

无论批评多么尖锐，时至今日，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的主流范式仍以理性选择模型为基础。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且强有力的辩护，由阿门·阿尔钦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初分别提出。

这两篇奠定20世纪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基础的论文，核心思想大致如下：经济学的核心在于研究稀缺世界中的资源配置及其效率问题。在任何由多人组成的社会中，资源稀缺意味着社会成员间的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任何非理性行为都将在这种竞争中被淘汰，尽管行为者可能只是凭习惯或直觉行事，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经济学模型的关联。

这就好比台球高手未必精通物理学，但他们的击球动作必然表现出似乎在最大化目标的样子，否则便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更生动的例子是，飞鸟虽不懂空气动力学，但它们的飞行姿态和轨迹却能被空气动力学模型近乎完美地模拟。

这种视角显然带有鲜明的现代生物学色彩，更准确地说是借鉴了演化论的视角。例如，工业革命前，伦敦的蛾子多为浅色；工业革命导致污染加重后，深色蛾子在种群中占据优势。演化论的解释是：蛾子的基因在代际间既有遗传又有变异，变异是随机的，但只有与环境颜色接近的基因才能幸存，其他颜色因易被鸟类发现而淘汰。在此解释中，每个具体蛾子或基因的生物学细节并不重要。

尽管这一辩护相当成功，但将丰富多彩的人类行为简化为利益最大化的计算程序，在许多方面仍令人意犹未尽。一个直接的缺憾是，许多在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现象，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被忽略了。在理性人构成的社会里，每个人算无遗策，从不犯错，没有朋友，没有情感，没有想象力。直觉、判断力、意志品质、个性等统统失去存在价值。这样的生活枯燥乏味，仿佛是一个纯粹由AI组成的世界，与活生生的人类相去甚远。

行为经济学的反击：“不服周”

于是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

行为经济学颇有几分周代楚国的气派——“以蛮夷自居”。周武王伐纣后建立周朝，南方的楚国先祖虽为颛顼后裔，却仅被封为子爵。后来楚国强盛，便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是，我本是蛮夷，不配与中原文化人交往，索性另搞一套。这无疑是对周礼和周天子权威的公然挑战。到楚庄王时，他陈兵周境，“问鼎之轻重”，更是意图颠倒乾坤。时至今日，两湖地区方言中仍有“不服周”一词。

行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以主流经济学的异议者自居。它挑战的核心对象，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现实生活中的大量行为并非源于理性选择，直觉、本能、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个典型例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本质上是一位杰出的职业心理学家，其科普著作《思考，快与慢》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入门佳作。该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将人类的认知模式分为“系统1”和“系统2”。

系统1是自动触发的，依赖直觉和情绪，即我们常说的“下意识”或“无意识”。它反应极快，可达毫秒级，但与有意识的意志力和理性思考无关。正是这套系统帮助我们的祖先在危机四伏的自然中幸存下来。系统2则与理性思考相关，运算速度慢得多，但逻辑性更强，擅长处理复杂问题和深度分析，如计算86×73、规划阿勒泰三日游、下围棋、解理综题等。

然而，系统1对人类决策的影响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常被严重低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现代人95%以上的行为由系统1驱动。想想那些影响人生的重要决定：与谁恋爱、高考志愿如何填报、选择哪个城市工作、进入哪家企业、与谁共度一生……大多不都是“拍脑袋”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吗？

从斯密到凯恩斯：情感的本能

行为经济学与所谓主流经济学之间的鸿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恰恰相反，在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两者和谐统一。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便将行为经济学的源头追溯至斯密。

其实在斯密的世界里，人从来就不是完全理性的。相反，他极其重视情感对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作用，并为此专门撰写《道德情感论》。尽管后世尤其是经济学家将斯密的《国富论》奉为经典，但斯密本人更看重《道德情感论》，因为该书系统阐述了一个根本问题：人类何以组成社会？

附带一提，此书在国内常被译作《道德情操论》，这易生误解。“道德”与“情操”在现代汉语中词义重叠，均指向正面伦理目标，但斯密的重点在于：人类能组成社会，根源在于人性深处的非理性情感，以及不同人之间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即“同情心”或“同情共感”。

这种同情共感首先意味着人们设身处地或换位思考，体验对方处境与情感的能力。看到喜爱的球员如姆巴佩或亚马尔起脚射门，若足球应声入网，我们可能如射手般激动，甚至跳起来挥拳庆祝；若击中门框差之毫厘，我们也会同感惋惜，仰天长叹。

从思想史看，强调非理性作用的大经济学家不止斯密。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样认为，情感和情绪是理解人类行为与市场规律的关键。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合著《动物精神》，系统阐释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凯恩斯理论中，“动物精神”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源于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人们为未来的可能成功下注，即进行投资。它是非理性的，类似于尼采的“强力意志”或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

不确定性：连接一切的关键

非理性因素对个人选择、经济运作和社会发展为何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多变，而人类的认知能力极为有限。不确定性正是源于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根据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状态，现代经济学家将事物分为三类：第一，事前已知准确结果的确定性事件；第二，事前不知准确结果但知其概率分布的风险事件；第三，连概率分布也无从知晓的不确定性事件。

如果世界是完全确定的，经济系统的运作将极为简单：这意味着人类无所不知，不会出错。此时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完全有效。

如果世界除确定性外只有概率已知的风险，经济系统会稍复杂，但无非是加上可分摊风险的保险机制。

麻烦在于世界存在不确定性，且其程度远超人们日常理解。极少有人能在2019年准确预言随后三年的疫情，或在2022年初预见俄乌关系演变为今日局面。我们很难提前预见英伟达在信息化道路上的崛起，也无法确知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

但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运作无规律。如今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体，都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逐步演化而来。最奇妙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人类这样的高智能生物，他们会反思自身智能的起源，并试图运用智能创造新的智能存在形式——人工智能。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切呢？

《智能简史》：一部进击的演化史诗

于是有必要谈谈麦克斯·班尼特的《智能简史》。

人类是容易骄傲的物种。的确，人类拥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度发达的理性，两者的结合使人类在地球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很多时候，人类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尤其是现代人。工业革命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但从生物学角度看，与从辐射对称动物向两侧对称动物的跃迁相比，工业革命便黯然失色了。

辐射对称动物是演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所谓辐射对称，指身体各部分围绕中心轴呈辐射状对称，无前后左右之分。如今我们仍能看到它们，如海星、海胆、水母和珊瑚虫。

5.5亿年前，第一只两侧对称动物出现了。今天大多数动物物种都是两侧对称的。为何身体结构从辐射对称转变为两侧称对至关重要？因为这一转变为大脑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为智能的发展埋下伏笔。

辐射对称动物的身体结构能很好地适应被动等待食物的策略，但要主动寻找食物，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便显现出优势。从捕食角度看，辐射对称生物需要能朝各个方向检测食物的感觉机制，以及能朝各个方向移动的运动机制。而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对运动机制的要求简单得多，只需能向前和转向两个动作。这种机制也使试错和及时调整成为可能。事实上，今天人类制造的所有导航机器，如汽车、轮船、飞机等，都是两侧对称的。

两侧对称结构简化了运动机制，同时对感觉和反应机制提出更高要求。当神经系统进化到能对周围事物做出“好”与“坏”的评价，即对事物效价进行编码，并形成能将多个输入信号整合成单个转向决策的大脑，能基于自身状态调节对这些评价的反应时，一个“理性人”的雏形便出现了。与此同时，两侧对称动物体内还产生了一些重要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和血清素，它们使关联性学习成为可能。正因为这些神经递质的出现，这些看似简单的大脑已能调节各种刺激的相对效价，并产生四种基础情感原型：快乐、痛苦、满足和压力。

以上知识在班尼特书中得到清晰生动的介绍。不仅如此，班尼特还生动展示了学习的演化和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时间感、好奇心、恐惧、兴奋和宽慰等一系列智力和情感要素的形成过程。

此后，现代新皮质的出现使大脑功能更进一步：能够通过想象来学习，于是模拟和规划的能力诞生了。在物种演化史上，这对应灵长类出现之前的小型哺乳动物。而在新皮质中演化出能建立思维模型的新区域后，灵长类出现了。它们能利用思维模型预测未来需求，理解同类的意图和认知，并通过观察学习新技能。

接下来的战略性突破是语言。语言的出现将不同个体的认知联系起来，在语言交流中，不同思想得以碰撞融合，在产生新知识的同时，也使知识能跨越代际不断积累。人类出现了。

智能的本质：在不确定中进击

上述知识以这种方式讲述出来，既有趣又新奇。我相信，即使对于专家——无论是生物学家、人工智能专家，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如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都会感到耳目一新。

对我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从人工智能和生物演化双重角度，生动还原了大脑或人类智能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部生物与不确定环境相爱相杀的历史。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前提——稀缺和不确定性——描述的都非客观世界的内在属性，而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描述人类主观欲望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后者描述主观认知能力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从稀缺出发的探索已相当丰富，但以不确定性为支点的研究仍显薄弱。而理解不确定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演化是至关重要的视角。正因如此，这本书无论对于经管领域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或任何对人类行为、情感或社会运作感兴趣的人士，都是值得反复品读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