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AI的困境：从苏纳克“跳槽”看本土创新之殇

曾任英国首相的里希·苏纳克，在卸任后依然可以选择“跳槽”至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然而对于欧洲本土的AI产业而言，前景或许就没有这般乐观了……

2025年10月9日，前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正式对外宣布，他已接受微软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的兼职高级顾问（Senior Advisor）职务。根据两家公司的声明与媒体报道，这一职位属于“内部、兼职”性质，苏纳克承诺在两年内不会代表这些公司向政府进行游说，并表示将把所得报酬捐赠给他本人创办的慈善项目。

这位曾经执掌唐宁街10号的政治家，在任期内曾将人工智能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级，并倾注全力于布莱切利园主办了全球首届AI安全峰会，试图为英国夺取全球AI治理的主导权。然而，在离开公职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悄然转身，投入了美国科技资本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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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宁街到硅谷：一次令人忧虑的“认可”

尽管英国商业任命咨询委员会（ACOBA）为苏纳克的这一任职设置了限制，包括在离任两年内不得代表两家公司游说英国政府，也不得利用其在政府任职期间获得的任何特权信息。

但在欧洲本土的从业者与学者看来，这更像是一次令人不安的“背书”。对外界而言，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选择，更是一个强烈的象征：能够跨越国界、连接政治权力与科技资本的“政治资产”，最终未能滋润欧洲本土的创新土壤，反而被大洋彼岸的巨头们以一个高级顾问的头衔和一份优厚的合同轻松收入囊中。

2007年，欧盟曾以14.71万亿美元的GDP短暂超越美国的14.45万亿美元，登上全球经济领头羊的位置；然而时至今日，经历英国脱欧后人口缩减至约4.5亿的欧盟，其2025年一季度GDP总量仅约4.85万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期7.32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二。这一经济差距的扩大不仅源于欧元区通胀高于美国、非美元货币贬值导致的汇率折算损失，更因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核心经济体增长低迷而加剧。甚至连美国最贫穷的密西西比州，其人均收入都已超过了伦敦以外的大多数欧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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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布鲁塞尔悖论”：

规则的围城与商业的荒漠

苏纳克的任命，无疑为当前正在艰难求存的整个欧洲本土AI产业，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

在全球大模型技术的竞争格局中，中美两国形成了显著的双极主导态势，而欧洲在AI专利布局方面则呈现结构性的落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年的报告，中美两国在生成式AI领域的专利申请合计占全球总量的74.96%，而欧洲仅为6.7%。在创新质量层面，欧洲在AI芯片、基础算法等核心领域的创新速度也明显滞后——例如，英伟达垄断了全球80%的AI芯片市场，支撑了美国69%的AI算力占比，而欧洲仅占4.8%。

欧洲并非缺乏人工智能的基因，恰恰相反，在基础研究与算法理论领域，从英国的剑桥、牛津，到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再到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欧洲拥有全球顶尖的智力资源和深厚的学术积淀。如今在硅谷和中国AI产业中许多引领风潮的人物，其学术谱系的源头往往可以追溯至欧洲的实验室。然而，这种强大的“科研潜力”，却始终未能顺畅地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商业影响力”。

欧洲AI发展的“失速”，主要源于困扰欧洲多年的核心矛盾，即“布鲁塞尔悖论”：在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中，欧洲赢得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却导致其在商业实践的赛道上严重落后。

问题的根源，首先指向了欧洲引以为傲的监管体系。作为全球首部全面而系统的人工智能监管法案，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试图通过精细的风险分级，用伦理与安全的监管作为“缰绳”，以引导和约束全球AI的发展轨迹。其所产生的“布鲁塞尔效应”，让欧洲通过强调伦理治理与跨领域协同来寻求突破，使得欧盟标准凭借市场力量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标准，也确实让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重要的话语权。

但权力的另一面是代价。对于那些资源有限、尚未成熟的欧洲本土AI初创企业而言，这部法案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笔高昂的“合规成本”。当硅谷的竞争者正以“先发展、后规范”的敏捷开发模式，不惜一切代价抢占市场、迭代产品、积累数据时，欧洲的创业者们却必须将宝贵的启动资金和人力，投入到理解和满足繁杂的法律条文之中。

这种“先合规，后创新”的路径，在瞬息万变的AI技术战场上，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迟缓。它像一个无形的减速带，让欧洲的创新列车在起步阶段就落后于人，进一步拉大了与美国科技巨头之间本已悬殊的竞争差距。

如果说监管是外部的束缚，那么资本的“缺血”，则是内部的顽疾，其影响力甚至更为深远。

大模型领域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算力、数据和资本的“高强度博弈”。一次顶级的模型训练，投入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这对于任何初创公司而言都是天文数字。在这场资本的豪赌中，美国硅谷展现出了其无可比拟的系统优势。一个由激进的风险投资（VC）、活跃的二级市场以及科技巨头战略投资部门组成的、成熟且高效的资本生态系统，能够持续为OpenAI、Anthropic这样的公司输送“弹药”。

反观欧洲，其风险投资市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保守、分散、且缺乏规模效应。

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税务和文化壁垒，使得资本难以实现跨国界的有效流动与整合。一家法国的风投机构可能对投资一家德国的AI公司心存疑虑，而一个统一的、能与纳斯达克相媲美的高效科技股退出机制，在欧洲至今仍是遥不可及。

资本的“毛细血管”不畅，最终必然导致整个创新生态的“供血不足”。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人才的“虹吸效应”。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精心培养出的顶级AI科学家，毕业后面临的选择往往非常现实：一边是欧洲本土初创公司提供的有限薪资、紧张的GPU资源和尚不明确的市场前景；另一边则是美国科技巨头们开出的百万美元年薪、近乎无限的算力集群和触达全球用户的广阔平台。

于是，欧洲的AI产业便陷入了一个“资本缺血—人才流失—创新乏力—更难吸引资本”的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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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的竞争：当“希望之星”面临伦理拷问

在这一片略显悲观的图景中，欧洲本土AI并非没有燃起过希望的火花。来自法国的Mistral AI，凭借其惊人的技术迭代速度、对开源社区的积极拥抱以及其模型展现出的卓越性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让整个欧洲看到了“小而精”的力量挑战“大而全”的硅谷巨头的可能性，甚至被誉为“欧洲版的OpenAI”。

然而就在今年8月，一位从Mistral离职的女员工通过群发邮件，指控公司存在多项“不当行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指控称：Mistral的最新模型疑似直接通过技术蒸馏借鉴了中国的DeepSeek，却对外包装成自身强化学习的成功案例，并可能歪曲了基准测试结果。

而早在今年6月，就有技术博主通过“语言指纹”分析发现，Mistral-small-3.2与DeepSeek-v3在输出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年初还有网友戏称DeepSeek是“中国的Mistral”，半年后剧情却发生反转——欧洲的Mistral反而被质疑“借用”了中国的技术成果。

博主Sam Peach通过进一步的词频与聚类分析发现，两者的输出风格几乎重合，极可能存在模型蒸馏关系。而爆料人Susan Zhang称，公司内部刻意隐瞒了这一点，对外宣称性能提升源于强化学习，从而误导了公众和行业。

这一行为若被证实，不仅让Mistral这家公司触及了知识产权与商业诚信的边界，同时也让欧洲一直以来高调倡导的安全与伦理议题反噬了自身。对于在资源、算力与资本方面本就处于劣势的欧洲AI产业而言，这样的“越界”争议无疑更具杀伤力，甚至可能让欧洲本土AI在宝贵的信任与激烈的竞争之间失去平衡——一旦信任基石崩塌，再多的技术优势也难以挽回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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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的镜鉴：从欧洲的“外溢”看中国的“内卷”

将视线从欧洲拉回东方，审视欧洲AI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AI行业而言，无疑是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前瞻性教案。中国与欧洲，在AI发展的道路上，恰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近乎镜像的比较优势与挑战。

在应用市场与数据层面，欧洲的劣势在于其市场的碎片化，语言、文化和法规的差异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数据海洋。而中国则坐拥全球规模最大、最统一的单一数字市场，海量的用户数据和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构成了驱动中国AI产业前进最强大的“数据飞轮”。这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照：欧洲是“有规则，缺场景”，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场景，规则治理仍在持续完善中”。

在资本投入与创新效率层面，欧洲的资本态度保守且市场分散，导致创新转化效率低下，顶尖人才与技术成果不断“外溢”至美国。这也清晰地表明，仅有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或深厚的学术储备，并不足以确保一个创新生态的长期竞争力。中国拥有庞大的统一市场与丰沛的数据资源，这些是天然优势，但若缺乏相应的长期人才激励机制、畅通的国际合作渠道以及在规则制定上的主动话语权，同样可能面临高端人才外流与制度性短板的风险。

在全球治理角色层面，欧洲凭借其先行一步的监管框架，成功扮演了全球“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这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国际外交筹码和市场准入影响力。而中国尽管在技术应用与商业化方面领先，但在全球AI治理体系逐渐成型的关键窗口期，中国不能再满足于仅仅扮演一个“规则的适应者”或“跟随者”，而是需要更主动、更建设性地参与甚至引领全球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将中国在数据治理、算法伦理、产业实践等方面的经验与思考，系统性地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广泛理解和接受的全球话语，从而为中国AI产业的全球化“出海”与长远可持续发展，争取一个更加公平、有利的国际规则环境。

苏纳克的个人职业选择，终究只是全球科技竞争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微小注脚。但这个注脚却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揭示了欧洲AI产业挥之不去的结构性疲软。它更像一记响亮的警钟，提醒着所有在这条赛道上奋力奔跑的国家与企业：技术、资本与政治权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在被快速重构。只有当顶层的政治意志能够与本土的科技资本及创新生态形成目标一致、协同发力、良性循环的有机统一体时，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真正将自身创新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