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投资热潮：理性泡沫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对话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投资本质上是理性决策。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企业若因投资不足而落后或被淘汰，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超当前的投资成本。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规避的策略选择。

当前，中美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投资竞赛是否已催生出巨大的经济泡沫？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在“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对话”现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与斯宾塞就AI投资热潮展开了深入探讨。

斯宾塞表示，数字领域尤其是对AI的热情和投资已使美国股市陷入狂热状态。他描述道：“整个市场都在大规模投资AI模型、量子计算，我们正积极建设数据中心及相关的电力供应设施，未来甚至可能需大规模投资发电能力，因为电力需求随着AI发展持续攀升。”

在斯宾塞看来，市场中确实存在一些泡沫成分，但这是一种“理性泡沫”。他解释道：“站在谷歌、微软、Meta或亚马逊等巨头的立场，相比过度投资或效率低下带来的短期损失，在竞争中沦为第三名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因此，它们都以极高的速度进行投资，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投资竞赛。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之间同样存在这种竞争，美国也不例外。”

这些投资决策的核心逻辑是，一旦在技术浪潮中被淘汰出局，就会付出比现在更高得多的代价。斯宾塞认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投资，恰恰是一种基于长期战略的理性选择。

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也进一步助推了AI投资热潮。斯宾塞指出：“在政策框架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出于经济、国家安全等多重因素，都认为不能在关键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对方。因此，政府虽不一定会主动推动泡沫形成，但也不会施加阻碍。目前，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都在加速，两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基本已达到不相上下的水平。”

在AI投资热潮的推动下，标普500指数超过30%的市值集中在前七大科技公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凸显了市场对AI潜力的乐观预期。

AI投资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黄益平在对话中提到，哈佛大学的杰森·福尔曼的分析显示，2025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了1.6%，但如果排除数据中心投资的贡献，经济增速只有0.1%。这揭示了AI基础设施投资对短期经济表现的显著影响。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对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是否可持续？换言之，人工智能能否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

斯宾塞认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在短期内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可能有限，但未来潜力巨大。他分析道：“人们往往会高估重大技术突破的短期影响，而低估其长期影响。泡沫出现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高估了影响发生的速度。例如，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况。”

斯宾塞进一步强调：“最重要的是，如果要实现生产力激增，就需要在经济各领域广泛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力。这涉及技术扩散问题。如果人工智能仅给科技和金融领域带来变革，而像酒店业、传统零售、教育等大量吸纳就业的部门受影响较小，那么生产力激增就不会全面到来。我们可能只会得到一个短期内强劲，但后劲不足的经济。”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人工智能是可与发明蒸汽机和电力相媲美的生产力革命，还是技术和方法上的边缘创新？

斯宾塞认为，人工智能无疑非常重要，且其进展非常迅速。他指出：“今天谈论的人工智能与未来可能拥有的AI智能体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我们不清楚AI的发展方向及其未来的可靠性，就很难准确预测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不过，斯宾塞表示，人工智能已给科学和技术领域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以生物医学科学为例，DeepMind公司推出的AlphaFold人工智能系统已被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60多万科学家使用，加速了蛋白质结构预测等研究。

“人工智能对推动各科学领域的进步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对经济的影响则来得更慢一些。”斯宾塞说，“因为应用AI需要实践摸索：要试验新方法、改变现有行为、学习新技能、调整商业模式和企业架构。但我认为，只要使用得当，AI会带来非常巨大的正面影响。”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将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的总体判断是，随着以劳动力套利为核心的亚洲发展模式逐渐消退，人工智能将为全世界带来重大机遇。拥有一个强大的潜在增长引擎作为替代可能至关重要。”斯宾塞说。

同时，斯宾塞提到，未来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分工将有所不同。他认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AI工具的开发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和美国，因为其他国家在算力、人才、资源投入等领域都无法与中美相比。但要在现实世界应用或调整这些工具来解决具体问题，成本则会低得多。这会给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带来许多发展机遇。”

对此，黄益平提出了一个关于分配的问题。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社会中某些群体获益相对较少的情况，由此也出现了对全球化政策的反弹。人工智能革命会否出现类似的分配不均的情况？

“这确实可能发生。”斯宾塞表示，“全球化和此前的数字化本质上只是常规工作的自动化，但这确实产生了不尽如人意的分配结果。我认为，这次情况可能有所变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政策得当，就不一定会重蹈覆辙。”

同时，斯宾塞强调，仅仅依赖市场机制，完全相信它能自动产生最好的结果，不是正确的做法。“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构建包容性框架，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希望。”

(作者为《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