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隆,你是否还坚信火星移民?”
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卡马拉·哈里斯的民调一度领先,令马斯克和彼得·蒂尔支持的唐纳德·特朗普倍感压力。
在一次通话中,彼得·蒂尔对好友马斯克表示,若卡马拉·哈里斯再次当选,他将离开美国,寻找新的栖息地。
“或许我会移民到新西兰,哥斯达黎加,或是我的海上城市。”
简而言之,我将遁世隐居。
马斯克在电话那头回应:“不,Peter,你不明白,除了美国,我们无处可去。”
蒂尔沉思片刻后说:“你说得对,海上家园计划亦难以逃脱政治的毒害。”
通话结束后半小时,善于哲学思考的蒂尔突然醒悟:“埃隆,令人难以置信,你已经不再相信火星移民了!”
蒂尔意识到:
如果海上城市不是美国之外的归宿,那么火星移民亦非如此。
马斯克的话语中隐含的见解是:
如果电动车、星链、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技术无法改变美国政治的糟糕走向,那么飞向火星在政治上也毫无意义。
地球上的政治零和博弈,无处不在的管制,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技术乐观派,直至火星。
在随后的播客中,蒂尔用不同故事重述了这段对话:
在与政府因赤字问题产生分歧后,马斯克回归技术主线任务,在电话中他对蒂尔兴奋地说:“你知道吗?10年后将有100亿台人形机器人执行任务。”
蒂尔回应:
“那你应该不太担心美国赤字问题,因为10亿台机器人将极大提升生产力,经济高速增长下,赤字、负债、政治极化等问题都将自然解决。”
马斯克思考片刻后说:“你说得对,但我仍担心赤字问题。”
蒂尔问:“所以,其实你不太相信1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故事?”
这对好友的对话再次以沉默告终。
对当今技术乐观主义者而言,技术变化的讨论大多陷入极端细节:
当前的人工智能是否已达到AGI水平?大模型是否已达到135智商水平?
但这些争论始终未能进入媒体的主流叙事,也未赢得大众对技术进步的认同:
卢德主义者的论点逐渐占据上风,大模型替代了程序员和办公室白领,好工作被逐渐摧毁,但AI承诺的高增长在哪里?占GDP40%的政府效率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迅速提升?
换句话说,如果100亿台人形机器人和IQ135的Grok无法使GDP增长10%以上,那么以4%利息永续增长的美国国债存量将使美国永远摆脱不了赤字问题。
在科技进步被神化的今天,科技乐观主义者描绘的未来人类将迎来UBI时刻:
因生产力无限发展,每个人都能获得科技分红,每月数千美元的基本收入。而地缘政治实力对比或赤字问题则不在话下。
但事实上,主流叙事仅讨论人工智能和比特币,这恰恰证明了技术进步叙事的局限性:
除了比特级互联网、数字货币和人工智能外,在更大的原子世界中,人们感受不到生活水平变化的技术进步。
飞机变得更慢,纽约市百年地铁破旧不堪,安检时间变长,大学学费变贵而工资降低,赤字问题和低效率公共部门如影随形。
过去30年中,只有互联网和AI在单边进步,而原子级技术几乎毫无进展。技术停滞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正是美国无法摆脱赤字困境的核心原因。
今天的AI更像1999年的互联网。
1999年,从社会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清楚互联网的未来将无比庞大,但从商业模式上说,当时所有的互联网生意模式都破产了。直到互联网成为巨大生意形态时,整整花了15-20年。
今天的AI似乎也是如此:可能每年增加几个点的GDP增长,诞生一些万亿美金市值的大公司,但仅此而已。
今天的世界没有太多宏大叙事的发生,这正好让真正的宏大叙事发生时人们无法应对。
科技创新的全面停滞有多层面原因。例如社会风险偏好降低、女性化社会风气、教育系统恶化以及创意匮乏等。
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敢大胆梦想,因为梦想实现的反面是文明的毁灭。
今天的技术乐观主义者陷入微观叙事无法自拔,而宏大叙事的舆论场被忽视。
如果技术的快速创新不会改变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些创新就没有科技巨头所说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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