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技术政治范式：平台权力与未来愿景的重塑

编者按

埃隆·马斯克通过主导社交媒体平台X与构筑宏伟技术蓝图，正以“科技先知”形象重新定义传播规则。

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以其标志性的“创始人模式”广为人知——当他对某个项目极度投入时，会倾注惊人时间与精力，甚至常驻办公室。

他在收购推特（现更名为X）期间如此，在特斯拉运营中亦然，并在2024年全力支持特朗普时重现此模式。他对2025年1月20日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也展现了同等专注，直至5月底离任。

6月5日，马斯克在X上发起提问：“是否该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中间80%人群的新政党？”该民调吸引超500万人参与，其中80%表示支持，折射出美国公众对替代两党制的新政治力量的明显兴趣。

一个月后，马斯克因“大而美法案”通过而愤慨，受网络投票结果激励，宣布将创立一个新的美国政党。

又过一月，马斯克仍未迈出组建新党的正式步骤，也数周未公开提及此想法。

在美国，创建新政党需付出巨大努力，包括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收集各州选举签名，以及招募候选人参与明年国会选举。这无疑是一个资源密集且耗时的过程，目前几乎无迹象表明马斯克已启动这些工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马斯克未来不会重启该项目。若他付诸行动，将加入多年来试图挑战美国两党制的商人行列。

近年来，马斯克在政治领域角色愈发突出，尤其在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及参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后。作为多家巨头企业所有者，他涉足多项政治计划。他从过去捐赠民主党候选人转向支持共和党人士，包括特朗普。其政治立场常被描述为极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并因在疫情、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观点受批评。同时，他以“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自居，但这一定位因X平台错误信息与仇恨言论泛滥而引发广泛争议。

无论马斯克未来政治走向如何，他体现了通过高科技叙事推动政治动员与组织的新范例，代表了一种融合社交平台操作、个人品牌打造与跨界政治参与的新型策略。

踏入X，即步入马斯克帝国

自2022年收购推特并改名X以来，马斯克已成为该平台主宰力量。其粉丝数增长超一倍，达2.2亿以上。美联社分析显示，其他前十账号无一能如马斯克般实现持续、逐月粉丝增长。结果，这位全球首富通过掌控全球数亿用户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最受欢迎账号，拥有了强大政治影响力。

鉴于X平台算法缺乏透明度，难以确切判断推动马斯克账号异常增长的因素。但分析过X数据模式的研究人员认为，平台算法有时被调整以放大马斯克声音。他利用算法，将自身与意图传播信息推向前端，从而成为平台“第一代言人”。这构建了某种“数字信仰引擎”，驱动舆论走向而非提供平衡讨论。

马斯克收购X时，曾承诺将其打造为言论自由避风港。然而事实上，X并非中立言论论坛，而是成为马斯克本人的“巨型扩音器”。他频繁宣称平台是“数字公共广场”，将政治议题包装为“言论自由斗争”，这种叙事为极右翼或争议观点开辟空间，进而激发支持者活跃回应。此转变赋予他广泛权力来引导公众注意力。

可以说，马斯克对X的运营不仅是商业行为或个人意识形态表达，更是在构建全新政治影响力结构：它绕过既有政党体系，边缘化媒介精英编辑制度，转向一种以技术为媒介的魅力型个人主义。

此新模式核心，是对政治中介结构的根本性重组。传统政治传播路径为：政党→大众媒体→公共舆论；而马斯克打造的传播体系，运作逻辑截然不同：意见领袖（马斯克或其支持者）→平台（X）→追随者/选民。

在此结构中，平台本身成了一种制度性存在，取代政党和媒体角色。马斯克的个人干预——无论是调控推荐算法、主持与政治人物直播对谈，还是转发高争议性迷因——都营造出即时、情绪化、看似“真实”的连接关系。这种影响力不基于纲领系统性，而建立在可见性、共鸣与身份符号之上。

依托崭新结构，马斯克成为国内外“造王者”。据美联社对公开数据分析，他重点培养对象包括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激进影响者。其平台加速提升特定政治人物影响力，例如极右翼候选人推文被放大数倍，引发支持者响应行为。马斯克在网络上与这些人的互动已延伸到政治背书、政策倡导，甚至涉及资金支持。他正帮助跨国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移民、推翻进步政策，并推动极端言论自由观。虽然这些举措在某些国家引发强烈反弹，但他促进的硬右翼政党和个人联盟，正在动摇维系美欧关系逾八十年的跨大西洋纽带基础。其主导地位带来现实金融和政治影响，引发欧洲对于外来干预担忧——此次威胁竟来自传统盟友美国。

技术愿景，替代传统政策承诺

马斯克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拥有文化影响力，更在于具备广阔技术生态控制力：他不依赖于平台——他拥有平台。而其控制的技术资源，远不止X这样信息传播基础设施，还包括xAI（可用于实时生成、放大话语立场的AI工具）、Neuralink（象征脑机接口的人机融合愿景）、Starlink（提供全球范围内不受审查的网络连接，深具地缘政治意味）、Tesla/SpaceX（提供未来主义象征资本，为其理念赋予科技合法性）。

在这个对政治普遍幻灭的时代，马斯克正成为一种全新政治角色——他既非候选人，也非党魁，而是一个技术先知。通过火星殖民、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未来图景描绘，马斯克打造出一套可与传统政治语言抗衡的叙述体系：在此体系中，政策主张被未来蓝图取代，而政府责任感则被工程师天赋与魄力所遮蔽。

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马斯克都不是在竞选，而是在“推销未来”。他如今所建构的，已不仅仅是火箭发射台与社交平台，更是一种新合法性语法。在此语法中，“未来本身”成为一种新道德正当性，令今天政治纷争显得低效而陈旧。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政治，而是某种更新事物：一种被技术幻想驱动的“平台民粹主义”。

在传统民主政治中，领导者通过提出明确政策来争取信任：税收计划、医保改革、气候倡议等。这些提案必须在公众机构中接受辩论、审查与修订。而马斯克完全绕过此模式。其政治语言是末世般、救赎式的：

• 火星，不只是科学目标——它是人类文明“逃生计划”；
• AI对齐，不只是学术议题——它是道德上生存命题；
• Neuralink，不只是设备——它是对人类局限终极挑战。

这些愿景并不寻求公众共识，而是以“不可避免”方式呈现，背后是一种深信不疑技术信条：技术进步比民主协商更快、更干净、更可靠。在马斯克世界观中，我们不需要更好政策——我们需要“把出路造出来”。

马斯克通过与影视作品巧妙关联（如与《钢铁侠》中托尼·斯塔克形象对位），营造出“未来科技救世主”角色，强化自己在公众意识中愿景领袖身份。此形象推动其技术倡议在粉丝群体中获得情感上广泛认同。但假如这些未来图景不能击中公众心理深处，它们也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事实上，它们的确精准回应了某些群体深层焦虑。

对成长于“颠覆文化”与算法逻辑中科技青年，马斯克愿景带来了政党和制度无法给予的兴奋感、规模感与目标感。

对于“理性主义者”和“长远主义者”来说，马斯克事业体现了“生存伦理”：要么带人类逃离地球，要么确保AI不会毁灭我们。

对于自由主义企业家，他是“主权创新”象征——一个不受国家低效与道德说教束缚的建设者。

而对许多在后工业时代感到被边缘化的中产男性来说，马斯克那种粗犷未来主义唤起了某种久违“做大事者”幻想，填补了技术官僚主义与身份政治无法抚慰的空白。

甚至连全球主义精英与“无所归属”数字阶层也对其雄心抱有好感。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过于狭隘，而星际文明才是无限的。在此叙事里，民主是地方性的，而马斯克是“超星球”的。

新型政治叙事：以未来决定当下

马斯克核心叙事是“科技自由主义”，将技术发展与政治理念绑定：

例如，致力于太空探索，是加强美国领导力、对抗地缘政治竞争的故事，目的在于激发“让美国再度伟大”情绪；电动车研发，宣扬理念是市场创新优于政府管制，吸引自由市场派；人工智能主打技术自主权、防止政府垄断，获得科技圈支持；X平台将言论自由绝对化，聚合反主流媒体群体。

马斯克用这样叙事勾勒“未来社会”，并不只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建造讲故事路径。

这种路径就是“模拟未来政治图谱”，是一种“未来决定当下”的时间倒置。其叙事不关注当下妥协或分歧，而是投射一幅技术必然实现远景——无论是“人类必将成为多星球物种”也好，还是“脑机接口必然改变认知方式”也罢。这让现实中政治议题变得次要，甚至被“技术命运”所遮蔽。

传统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充满矛盾冲突，比如劳资矛盾、国家与市场拉锯、阶级和身份政治等。而政治功能之一就是协调和调解这些冲突。

马斯克未来图谱却将复杂社会冲突简化为工程难题和技术挑战，不再是“利益如何分配”，而是“如何通过算法优化和技术突破实现效率最大化”。政治问题被技术问题替代，社会矛盾被技术方案“解决”，构成一种明显非政治化。

或者说，马斯克“政治”更多体现为一种技术架构设计——通过卫星网络覆盖全球、通过自动驾驶实现交通革命、通过脑机接口重塑认知，这些技术系统自身即构成了新治理空间和社会秩序。

换言之，意识形态从口号和政策转变为系统架构和技术生态，其合法性不再建立于价值共识，而是建立于“系统能否运行”事实。

马斯克成功将科技叙事与政治动员相结合，不断通过梗图、简短推文和争议性言论，营造“反精英、反审查、技术救国”的品牌人格，让政治理念在粉丝社群中自然传播，从而将粉丝社群政治化。他还聪明利用“参与感”，让粉丝在投票、抗议、在线舆论战中出力。X作为信息源，外溢到YouTube、Telegram、右翼播客等媒体生态，形成“马斯克—X—右派媒体”信息循环。

通过数字平台这一“叙事权力基础设施”，马斯克以个人叙事塑造领袖形象，调动粉丝共鸣，同时植入政治意见并转化为实际影响。这样运作让他从一个“卖车、造火箭”科技企业家，升级为可以直接左右舆论、动员选民、影响政策政治玩家。

技术权力，干预民主能走多远

如此策略在当代数字治理中极具代表性，也引发对“私人技术权力干预民主”深层讨论。

如何将个人号召力转化为制度化、可持续政治力量，是摆在马斯克面前重大考验。他在华盛顿的铩羽而归，表明他还有很长路要走。

固然，马斯克遇到最大阻碍，是美国两党制坚固堡垒。美国由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主导，两党控制着绝大多数选举资源、媒体曝光和选民忠诚度。历来第三方或新党派难以突破此“二元垄断”，即使偶尔掀起波澜，也多以“搅局者”角色存在，而非真正掌握实权。

马斯克若想成立新党，首先必须面对选举制度诸多障碍，包括多数制选区、选举人团制度及各州复杂选票资格要求。这些制度设计有效限制了第三势力崛起。

其次，虽然马斯克掌控了影响巨大社交平台X，但美国媒体生态极度分裂且高度极化。除了社交媒体，还有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他们往往带有鲜明政治倾向。

新党想要跨越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屏障，赢得更广泛公众支持，难度极大。尤其是在政治信息极度碎片化当下，如何将科技愿景转化为符合普通民众关切具体政策，仍是巨大挑战。

再次，科技乐观主义与选民现实之间存在落差。马斯克政治叙事深植于对AI、太空殖民、脑机接口等技术进步的乐观信仰，这些内容对技术精英和年轻数字原住民极具吸引力，但普通选民更关心的依然是收入差距、医疗保障、教育机会等现实议题。

如果新党不能有效回应这些切身利益诉求，恐难以形成持久选民基础。过度强调未来科技，可能被视为“脱离实际”或“空中楼阁”。

最后，还面临一个韦伯式问题，即个人魅力与制度化治理的矛盾。马斯克领导风格高度个人化，围绕“创始人-天才”形象构建，强调快速决策与颠覆创新。然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制度化规则、权力制衡以及多方协商。

尽管上述挑战重重，马斯克及其支持者或相关政治力量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

技术议题议程设置——通过塑造公众对AI治理、数字隐私、太空政策等议题关注，间接影响主流政党政策方向。

平台政治孵化器——利用数字工具和社交媒体，打造灵活、去中心化政治行动网络，改变传统政治动员模式。

重新塑造政治话语——将“技术进步”与“国家未来”挂钩，吸引部分对现有政治体制失望选民，形成新价值认同。

由是观之，政治未来正在被技术与平台重新定义。不论马斯克创立新党与否，更深远政治影响或许并不在于他有无可能赢得选举，而在于他可以通过平台力量和技术愿景，挑战传统政党体系和治理模式，重塑政治话语，改变公众政治想象。

未来，如何在技术创新与民主治理之间找到平衡，将是美国乃至全球政治亟需回答核心命题。

撰 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