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愤怒”的两种归宿：真性情VS产品主义

1月15日，两位以“真性情”著称的企业家，因领导愤怒的不同表达方式，引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向媒体确认了西贝将关闭全国102家门店，占总门店数的30%，并透露2026年1月门店生意同比下滑50%。

在关店的阴影下，贾国龙在朋友圈发表了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反思经营，而是为合作十年的华与华创始人华杉“正名”，称去年9月遭遇网暴时的一系列“公关灾难”操作均出自他本人的决定，尽管华杉曾含泪劝阻，但他未予采纳。

与此同时，西贝公关副总裁宋宣被曝离职，这无疑为西贝的公关危机火上浇油。贾国龙的“真性情”和“硬刚”，导致门店收缩、业绩腰斩和核心高管离去，舆论场一片质疑。

而在科技圈，几乎同一时间，华为终端BG董事长、鸿蒙智行负责人余承东在内部工作群发飙的截图传遍全网。

图片显示，余承东毫不留情地批评鸿蒙座舱的功能开发，直言某功能“非常愚蠢”，认为其仅支持有限功能，不应称为智能座舱，应改名“功能座舱”。他言辞之激烈，与贾国龙同样充满愤怒和不妥协。

然而，市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公众对余承东的“咆哮”普遍给予理解甚至赞赏，认为这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的体现，是一个“顶级的、懂产品的CEO”在为用户体验负责。

同样是“说真话”，为何贾国龙被群嘲，余承东却被叫好？

这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企业家心智模式与公众沟通逻辑的对撞。面对今天的局面，焦头烂额的贾国龙或许最应该向余承东学习。

01 贾国龙的“真性情”困局：对错比生意更重要

贾国龙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弄明白：消费者更在乎自己的体验，而非大老板的委屈。

从西贝近年来的舆论风波中，无论是“996是福报”的言论，还是“预制菜”的争议，贾国龙的应对策略几乎都是防守、解释、拔高。他试图向公众解释初衷是好的，企业逻辑是成立的，外界的批评是误解甚至是污蔑。

据晚点LatePost报道，西贝很多门店11-12月的营收从过去100-200万元滑落到70–80万，断崖下跌。在关闭百家门店、营收腰斩的至暗时刻，贾国龙的第一反应竟是维护曾为他带来巨大争议的“军师”华杉。

诚然，华与华的“超级符号”理论曾让西贝的“I♥莜”火遍大江南北，但也正是其主导的高举高打的品牌策略，将西贝一步步推向了“价高量少”、“背离用户”的尴尬境地。

此时消费者最想听到的是对产品问题的深刻反思、价格策略的重新审视以及未来如何回归餐饮本质的承诺，但贾国龙没有。

他选择力挺华杉，这在公众眼中是一种近乎“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固执。他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种情绪：我的失败与战略无关、与营销无关，都是市场的错、是消费环境变了。

这种炮口向外的姿态是一种防御、更是一种推诿。非但不能挽回人心，反而加剧了外界的负面观感。而公关副总裁宋宣的离职传闻更是为这出混乱的危机公关大戏增添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02 产品主义的胜利，营销主义的黄昏

炮口朝向的根本差异源于两位创始人底层商业逻辑的不同：余承东是彻头彻尾的“产品主义者”，而贾国龙则滑向了“营销主义”的泥沼。

余承东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产品”二字深度绑定。从无线网络产品线的总裁到欧洲片区总裁，再到执掌消费者业务，他一路打的都是硬仗，靠的都是技术和产品的颠覆式创新。他敢说“遥遥领先”，底气来自于华为在研发上的巨额投入和技术积累。

因此当他批评鸿蒙座舱时，他的逻辑起点是“用户体验”。他像一个最挑剔的产品经理在使用场景中反复推敲每一个功能点的合理性。他的愤怒源于产品没有达到他内心“智能”的标准。

反观贾国龙和西贝近年来似乎离“产品”越来越远。西贝的立身之本是内蒙古的牛羊肉、西北的莜面以及“天然、地道、好吃”的承诺。然而在华与华的“加持”下西贝的品牌叙事逐渐被一系列强营销符号所主导。

当营销的光环盖过产品本身甚至开始反噬产品时危机便不可避免。西贝近年来的一系列争议涨价风波、715工作制、预制菜争议等几乎都与产品体验和性价比的核心问题有关。

03 企业家IP也是一种护城河

在网络社媒时代企业家的“人设”是企业品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也是一道关键的护城河。余承东和贾国龙在“人设”管理上走向了两个极端。

余承东的“人设”非常清晰：一个心直口快、敢说敢做的技术狂人一个为了产品不惜得罪所有人的“余大嘴”。这个人设并非一朝一夕塑造而是他多年来言行合一的结果。

无论是炮轰友商还是批评伙伴他的出发点始终围绕着技术和产品。因此当这次“内部发飙”的截图流出时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这很余承东”它十分契合公众对他的既有认知。

这次事件非但没有打破他的人设反而极大地强化了它。让消费者相信有这样一位“首席产品经理”在内部吹毛求疵华为的产品就值得信赖。这张截图比任何耗资千万的广告更能有效地传递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种高级的、不留痕迹的“人设”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