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工业机器人领跑，上市征途与未来挑战

提及2026年最具潜力的科技领域，人形机器人依然备受瞩目。

资本市场渴望看到一个“如新能源车般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产业界则期待一个“如工业互联网般落地”的时刻。然而，目前人形机器人更多停留在Demo、视频和路演PPT中，舆论在“未来已来”与“十年尚早”之间摇摆不定。

尽管人形机器人备受关注，但真正支撑中国制造自动化进程的，是那些已在工厂默默工作多年的工业机器人。

埃斯顿，这家将机器人送入车间的企业，再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重启IPO进程。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埃斯顿连续多年保持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出货量第一，2025年上半年首次超越外资品牌，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国产领头羊。

多年前，埃斯顿创始人吴波设定了一个目标：2025年，进入全球机器人产业第一阵营。在2025年人形机器人与AI浪潮之后，埃斯顿在二次递表时增加了AI与人形机器人的新故事，仿佛为这个目标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然而，当你仔细对比前后两版招股书，会发现一个现实问题：成为工业机器人领导者，并非易事。

“东方第一”

1993年，39岁的吴波带着12名技术员，在南京江宁一间不足百平米的漏雨厂房中创立了埃斯顿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吴波后来提到，埃斯顿的英文名ESTUN取自西班牙语，意为“东方第一”。

这是一个充满时代情感的命名。90年代初，中国制造尚未进入全球产业链核心，工业控制、伺服系统几乎被日系和欧美厂商垄断，“国产设备”更多意味着便宜而非可靠。

出身东南大学机械系的吴波，早年多次参与对外技术与设备谈判，外商对国产设备性能与可靠性的质疑，让他逐渐形成了没有核心技术就没有议价权的判断。

因此，从成立之初，埃斯顿就将全部资源投入到运动控制与伺服系统上。

1995至1998年，团队拆解了数十台进口伺服电机，经过三年的反复测绘与参数验证，完成了高精度交流伺服系统的国产化，精度控制在±0.01毫米以内。这让埃斯顿在金属成形机床、数控系统等细分领域站稳了脚跟。

此后近二十年，埃斯顿持续深耕运动控制、电液伺服等工业“底层模块”，在部分细分市场占据主导份额，成为典型的技术导向型制造企业。

2011年，埃斯顿迎来战略转折点。海归背景的王杰高博士加盟，负责机器人本体与系统研发。埃斯顿正式踏入工业机器人赛道。

与多数外资厂商从汽车产线切入不同，埃斯顿刻意避开正面冲突，选择3C电子、金属加工等离散制造领域。机器人业务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建立在既有运动控制与伺服能力之上，向整机延伸。

2015年，是第二个关键转折点。

埃斯顿登陆深交所，获得规模化扩张的资金支持；同年收购英国Trio Motion Technology，补齐高端控制器短板，核心部件自主化率明显提升。

此后，埃斯顿通过一系列跨国并购完成技术拼图：2017年收购德国MAI与美国Barrett，加强在金属加工与高性能伺服领域的能力；2019年以1.96亿欧元并购德国焊接设备企业Cloos，进入汽车制造等高壁垒工业场景。

这些并购并非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将埃斯顿从“系统供应商”推向“整线解决方案提供者”。与此同时，代价同样清晰：资产更重、周期更长，也必然给埃斯顿带来了更重的现金流压力。

一年亏8亿

因此，在冲击港股之前，埃斯顿面对的并非单一指标的恶化，而是一组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构性压力。

最直观的变化出现在财务结构上。

过去三年，埃斯顿的资产负债率持续抬升，从2022年的67.5%上行至2025年前三季度的80.54%，已逼近制造业常见的风险警戒线，负债权益比率升至2.28。

随着利率环境变化，高负债结构的副作用开始显现：2025年前三季度财务费用率达到3.13%，利息支出持续侵蚀本就不宽裕的利润空间。

盈利层面的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压力。

2024年，公司录得8.18亿元亏损，其中商誉减值高达3.45亿元，占亏损额四成以上；即便剔除非经常性损益，主营业务的造血能力依然偏弱，扣非净利润长期为负。

上市偿债

在多重压力叠加下，埃斯顿此番赴港的核心动机并不复杂。

招股书明确披露，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优先用于偿还现有贷款。其余将投向全球产能扩张、战略并购、研发升级、全球服务网络建设及营运资金补充。

吴波家族——包括其妻子刘芳、儿子吴侃以及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已合计掌控42.15%表决权。他们在2025年通过南京派雷斯特已将1100万股A股质押融资。这使得埃斯顿的港股进程显得更加紧迫。

但如果对比前后两版招股书也能看到公司正在发生的变化。

去年6月首次递表时埃斯顿录得2024年8.18亿元净亏损；而最新披露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已实现2537.2万元净利润开始走出亏损区间。

“未来已来”的考验

“东方第一”并非一个已经完结的故事而更像是一个仍在书写中的答案。